脚步

　　台海网4月14日讯 前国民党主席马英九今(14)日到新竹的鱼虾养殖场参观，亲自下池捞虾，没想到他气势如虹，没三两下就捞出一大篓，令在场人士相当兴奋大喊“马总统大丰收”。 

　　东森新闻报道，看过马英九穿小短裤跑步不稀奇，马英九穿养殖业专门的青蛙装才够看，来到新竹鱼虾养殖场，马英九真的豁出去了。 

　　记者：主席，感觉怎么样？ 

　　马英九：哈哈哈！ 

　　在旁人扶持之下，马英九小心翼翼的走到池里，东捞捞、西捞捞，没三两下，马上尝到战果。 

　　民众：马总统大丰收！ 

　　马英九：喔喔喔喔喔！要不要吃ㄧ口给你看，沙西米。 

　　马英九连捞虾都气势如虹，让他心情大好。 

　　记者：之前有抓过虾子吗？ 

　　马英九：没有没有，有生以来第一次，不过，新竹的虾子不错，它对外人没有歧视。 

　　马英九第一次捞，技术竟然这么神，其实是因为工作人员贴心，早就偷偷布好暗桩，让马英九一呼百应，一捞百虾，除了捞虾，与农渔民坐谈，他也大开竞选支票。 

　　马英九表示，“如果明年国民党执政，我们老农津贴，老农、老渔，老农、老渔都有，先从5000元增加到6000元，这样好不好？(好！) 

　　“马总统好，马总统好！”走到哪，热情的民众加油不断，拚2008，软的、硬的，马英九通通使出来。 

　　另外，ｔｖｂｓ也报道，几个周末以来，都在地方体验农渔民甘苦的马英九，今天开出了第一张选举支票，马英九在利用和养殖业者学习抓虾的同时，宣布只要国民党重新执政，行之有年的老农津贴，将配合国民年金，从现在的5千元，增加到6千元，马英九保证这张支票绝对不是乱喊价。 

　　支持者：“喔！掌声鼓励鼓励，马总统大丰收。”

　　马英九：“这虾子不错，他对外人没有排斥。” 

　　虽然是第一次捕虾，过去几个星期来，已经抓过虱目鱼和鳗鱼的马英九，显然对抓虾很有心得。

　　马英九：“有20斤。”

　　支持者：“20斤。”

　　支持者：“虾比鳗鱼乖很多。”

　　支持者：“马总统好，马总统好。” 

　　来到新竹县，支持者给足了面子，马英九也公布研究已久的老农津贴新政策。　　

　　马英九：“老农津贴配合我们国民年金，先从5千元增加到6千元，这样好不好？”

　　支持者：“好。”

　　马英九：“我们国民年金完成以后，农渔民还有其他人民，他自己支付一部分政府一部分，最后他退休的时候，到了65岁可以拿到8000元。” 

　　强调老农津贴不删反增，几个月来，马英九频频走访浓渔民产业，连日本NHK电视台也随行拍摄不同样貌的马英九，竞逐总统大位，马英九身耕基层，为自己也为浓渔民打拚出路。 

[“改开搞”搞到现在，也到了而立之年，中国俗话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也该总结总结了。继那篇被大家拍了不少砖也拍了不少掌的《自大封闭：香港广东正在沦落为二流地区 》后，闻声再次抛砖引玉，欢迎大家一起灌水拍砖！]

这三十年来，要说真正的经济腾飞奇迹，不是享受政策偏食的广东和上海，而是一穷二白的浙江。这个面积狭小、多山多海的小小省份，在毫无外援的情况下，在既缺乏朝中大佬撑腰，又缺乏洋买办基础（宁波情况特殊，后文会涉及），楞是靠着蚂蚁般的精神，顶着种种压力，从石头缝中迸发出旺盛的生命力，造就了真正的原生态的资本主义。如果说新大陆有美国梦，那闻声敢说：美国梦的中国版，浙江是最有可能实现的地方！！

作为一个浙江人，作为一个温州人，除了求学北京的几年外，闻声都在浙江度过。尤其是大学毕业的十多年，闻声借着在省级机关和报社工作的便利，走遍了浙江的每一个县，又因为开设财经专栏的机会，接触了大大小小的无数企业家，一直折腾在浙江的潮头，见证了浙江经济的几次嬗变过程。

浙江成功的经验，如今已经成为经济界和学术界的显学了。有一个在浙江官场长期流传的段子，说浙江人向北京大领导介绍成功经验，说是一靠“警察”、二靠“妓女”，把领导都吓一跳，原来，浙江很多地方的方言，“政策、机遇”的发音很接近“警察、妓女”，这个段子便在各种有北京官员参加的宴席上成为佐餐的佳品。浙江的经验，自然不靠“警察、妓女”，记得九十年代末，广东的名报《南方周末》在年终总结时感慨“浙江居然在经济飞速发展的时候还保持了社会的稳定”，这个“居然”一词，令闻声当时感慨万千。浙江的经验，实在地说，也不靠“政策、机遇”，因为没有任何单独倾向浙江的政策或机遇。学者们挖地三尺，从文化底蕴、经济模式、发展路径、产权结构等各个方面总结了无数条浙江经验，在林林总总的经验分析中，一个被大多数学者所忽略掉的事实是：浙江的发展，关键是受益于政府的无奈而无力的不作为，受益于浙江朝野有意和无意的远离政治，受益于浙江人低调务实的作风。江西南昌搞城市形象，听说是在桥头竖立了白帽和黑帽的雕像，浙江没有那样的雕像，因为这本就是浙江人雕在心中许久了的理念，不需要用块石头来提醒自己。

用更白的一句话说：浙江人低调装孙子，恰恰是浙江经验中最关键、最有意义的部分。

浙江经济的本质是什么？本质就是草根经济。九十年代刚流行卡拉OK时，说话都会脸红的大小老板们陪领导，最爱唱的就是“没有花香、没有树高”的《小草》，甚至用绍兴话、台州话、温州话演绎。这样的小草，当然是不可能没有人去踩踏的。大家在网上去搜索搜索浙江老板们的发家史，每个人都有一段被踩踏、被压制的血泪史。是的，你说的对，改革初期，不仅浙江，全国各地的改革者都有被踩踏的体味，但为什么最后是浙江的小草成长了，发展出浩瀚的草场呢？

第一个原因是浙江人草性重，不怕踩踏，石头缝里也要生长。我有一个亲戚，靠长途贩运猪头起家。那时，浙江的交通十分落后，除了一条浙赣线和杭甬线外，别无铁路，都必须靠艰难而危险的公路交通。尤其我的老家温州，因为一直处于海防前线（八十年代我们还能用中波很容易地收听到台湾军队的心战广播），公路都故意选艰难隐蔽的地方，汽车翻落十几米深的瓯江峡谷，根本就不是新闻。我那亲戚就到金华等交通枢纽地区大量购买猪头（只有猪头是不凭票的），加工成猪头肉后，再一站站地到金温公路两边的休息站去卖。八十年代上半期，政府还到处抓投机倒把分子（这是浙江政策滞后性的表现），我那亲戚就经常“被捕”，没收一切“非法所得”，再一站站地遣送回原籍。那时，像金华这样的枢纽城市的遣送站中，基本都是温州人和台州人，被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战士看押着，他们弹棉花的大弓成为遣送站最大宗的罚没物品，实在太多了，也就允许他们扛着这些大弓踏上遣送的路途。到家后，写检查，然后再出来，我那亲戚就这样靠那些猪头完成了最初的积累，然后就是办鞋革加工作坊，现在早把生意做到了巴黎，年营业收入两三个亿。浙江的第一代老板，和别的地方相比，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文化程度实在低到可以忽略，像常青数鲁冠球那样的，才读了几年小学。这就是最大的草根性。这样的草根，你是没法压制的，因为他已经草根到了极限，就像马克思说的“无产者失去的只是锁链”，他还怕什么呢？还在乎什么呢？

如果说草性重还不足以体现浙江特色，第二个原因则可能是浙江独有的，也是闻声积二十多年的切身体会所要强调的：浙江官场的非主流性，导致对浙江草根的踩踏是不坚决不致命的，如同对浙江草根的扶持是不坚决不有力的一般。改革初期一直到九十年代末，浙江并非一个官场的亮点和“要缺”。既非冲要之职，则官员们的首要思想便是“平安无事”，为求“平安无事”，便要自己少惹事。清净无为，首先便是不敢提倡什么敢为天下先的东西，不像广东广西那样渐渐有点明星式官员出现，吸引领导和舆论的目光。其次便是没有能力消灭那些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已为天下先”的新生事物，比如温州这样的资本主义萌芽，不是不想消灭，而是这样的野草实在太多太茂盛了，要消灭就必须大动干戈，一大动干戈就要引人关注，这显然和“平安无事”的宗旨是矛盾的。所以，在浙江的几个改革发祥地，义乌、温州、台州等地，对草根的践踏都很不彻底，斩草不除根，敷衍了事，这就在客观上为小草的繁衍提供了极大的空间。而且，来自民间的生存发展欲望，和基层官员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并不矛盾，甚至很多的改革个案都有基层官员（他们同样有草根般的发展冲动）的主导力量，由此造成了浙江改革初期经济发展的“地下”特点，同时形成了“钱权交易”的初级形态：权力对利益的维护，起初还谈不上“保护”，而仅仅是“不伤害”而已。

这样的独特的“政治经济学”生态，闻声认为也是日后浙江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居然”能保持社会稳定的根本原因：浙江的基层政权，已经成为保护民间资本的基本力量，或者说，已经与民间资本的力量紧密地结合了。闻声曾经到不少乡镇挂职或蹲点采访，可以说，在浙江，一个得不到当地资本支持的乡镇班子，是做不好任何工作的，当地资本的游说力度和力量，和闻声后来在澳洲看到的并不相上下。而且，由于这些资本的草根性和原生性，造成浙江“人人是老板”。实际上，无论是按照红色原教旨主义的解释还是所谓西方政治学理论，浙江自发地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正是这一“阶级”，以自己的力量促使（或可说保证）了浙江至少在乡镇一级的政治民主（至少是决策民主）。政治学理论中所谓的中产阶级是社会稳压器的理论，在浙江就是最好的例证。类似后来发生在广东的地方政府干预企业，甚至以大股东身份将企业家入罪的现象，在浙江是比较罕见的。

其实，所谓温州模式和苏南模式的本质区别，实际上就是政府的功能定位和权力界限的区别。闻声曾采访过不少浙江的民营企业家，大家几乎一致公认的是：宁可要一个无能但也无为的政府，也不要一个自以为是的政府。就浙江内部而言，曾长期奉行苏南模式的浙北地区，不仅在企业发展中大量掺“红”，也在农业发展中普遍出现乡镇政府“引导”种植品种搞大农业的“瞎指挥”现象，号称“鱼米之乡”的杭嘉湖平原，不出几年就在生活水平和经济收入方面大大落后于七山一水两分田的先天贫瘠的浙南山区。

政府权力的扩张本能，对小草的践踏有时也是相当猛烈和粗暴的。闻声刚到机关工作的时候，正是对温州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宣战的最高峰，省委派出大量工作组，实际上就是要推行姓社不姓资的大方向大原则。闻声也有幸参加工作组，在老家温州的一个乡镇蹲点多月，亲身参加了征粮征税、计划生育、打击地下教会等，亲身看到了这类急风暴雨的政治性运动是如何被当地的基层干部和“人民群众”逆来顺受地化解于无形。直到李瑞环、乔石等亲自发话，这场地方性的围剿温州的运动才算终结。从李瑞环的公开讲话中，也很明显地能感受到当时省里对温州的围剿力度。李瑞环对浙江省委的领导说：“北京对温州的说法很多，说温州很乱，温州在搞资本主义，温州什么都有，等等。我这次来是想直接体察一下，是非曲直你们比我更清楚。省市一级领导，和基层干部比更了解中央精神，和中央领导比更了解实际情况，你们应当实事求是地向中央反映情况。我们常讲要坚持原则，实事求是就是原则，而且是一个大的原则。把对中央负责和对基层负责统一起来很难，但这是省委的责任。我不是说温州一切都好，我和刘锡荣同志谈话也批评了大建陵墓的问题，但总的应该说那里的经济发展了，老百姓的生活提高了，社会也比较稳定。温州的基础很差，没有什么资源，国家没给投资，交通也不发达，搞成这个样子很不容易。安徽搞承包，开始时北京说的多是坏话，小平同志支持才过了关。现在温州很需要有人替他们说公道话，省委领导应该给他们撑腰，起码不能随声附和，参加反温州的大合唱。北京有些人的话是靠不住的。温州经济搞垮，老百姓没饭吃，他们不管，最终还是要省委负责。(《1991年5月21日和浙江省委主要负责同志的谈话》，摘自李瑞环著《学哲学用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闻声出国前，曾在某个经济研讨会上放肆地说：浙江应该感谢“无能”的官员，首先你要指望他不怎么来干涉你，其次你不要指望他怎么来帮你，能做到这两点，这实际上是官员的高境界了。浙江人乐于找市场而不是找市长，不是浙江人天生的，而是找市长实际上没有用，一半是因为市长未必愿意帮你，另一半也因为市长的能耐也未必能帮得了你。西哲说：“最好的政府就是最不管事的政府（the best government, governs the least）”。古人也说“治大国如烹小鲜”，政府就该少折腾、少翻动那些“鱼”。所幸的是，当时的浙江的领导，都还算是谨小慎微的政治上的稳健者（或许是出于无奈），在正反两方面都不（或不敢）强出头。这在八十年代末的风云激荡中也能看出来，无论风云如何变幻，浙江的表态都是比较晚的，比较随大流的。有这么个谨小慎微的领导班子，缺乏“翻小鲜”的魄力和能力，这实际上阴错阳差地成为浙江百姓和浙江经济的幸事。

浙江“藏富于民”的现象（不是政策！！），起初是受到很大质疑的，闻声当年在蹲点时，还专门研究了为什么那个万元户多如牛毛的地方，政府财政却很穷，居然还是“贫困县”？！三十年改革初期，浙江的“形象工程”相对很少的，不是官员们实在，而是财政穷，但三十年改革的后期，浙江的基础设施和面貌几乎日新月异，不仅是政府把民营经济的“鸡”养大了能大量收取税收的“金蛋”，而且大量的民间资本在度过了消费期后，蜂拥进入投资环节。铁路、机场、跨海大桥，请问中国还有什么地方有这样大的工程能由民间资本来支撑呢？

浙江民间资本和政治力量在韬光养晦方面所形成的微妙默契，是导致“浙商”和“浙官”都普遍低调的重要原因。人文灿烂的浙江，至今也没能像深圳那样，一会儿“南海边画了一个圈”，一会儿是“继往开来的引路人”，高调地唱出很多悦耳的赞歌，但那种埋头苦干的低调，不正是我们这个民族最动听的进行曲吗？

    现行干部制度，不单纯是中国政治改革，社会发展的障碍，而是由于这种制度决定了它从本质上是政治改革、社会发展不共戴天的敌人。
    这意味着；现行干部制度的制度本身，会抵制任何即使是微小的改革，改良。而不是具体哪一个干部本人的问题。
    中科院研究员邵道生认为：当今反腐败已不是和单个的腐败分子斗，而是在与‘大款’和‘大官’间权钱交易过程中的腐败利益集团的‘一群人’斗。在与‘腐败同盟’斗。
    即使在允诺干部的‘本位’和‘终身’不变的前提下；要想让他们接受有限度地民众和媒体监督，无论是所有干部，或者干部制度本身，也是绝不会答应的。而他们敢堂皇的否定，其本钱正是‘官本位’和‘终身制’。
    ‘本位’和‘终身’能够理直气壮，理由是执政党和所有干部代表了最先进的三种东西，例如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但我一直替‘三个代表’捏把汗，时常让我夜不能寐。曾有人问我；‘世界上最先进生产力在哪个国家’？我当时随口答到：’美国’。那人紧接着说：‘那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代表最先进生产力’？当我回答说：‘政党与生产力先进与否有什麽代表关系’？后，发现那小子嘿嘿坏笑时；便突然害怕了起来。
    干部们抵制政治改革，是因为现行干部制度一是容易混日子，二是容易捞好处，三是无论混也好，捞也好，没有人能把他们怎么样。
    而他们能这样做，敢这样做，当然是其思想基础的原因。而最根本的，最首要的问题是从古至今，没有人告诉他们干部究竟是什么？干部是干什么的？
    比如；干部和国家的关系，干部与执政党的关系，干部与上、下级的关系，干部与人民的关系。所有人都是不清楚或认识混乱的。
    有二个例子；能最生动的说明这一点：
    一是前政治局委员李铁映曾经说过：‘党养活了你们（指大学教师），你们却骂党’。
    二是许多犯了惊天大案的干部，为了保命时几乎都会对中纪委的人说：‘我没有抵御住资本主义思想侵蚀，把自己思想境界混同于普通老百姓’。
    对15年前李铁映说的那句话；我一直没有找到依据。反倒一直在找执政党‘养活’自己的根据。因为全国党员交的党费还不够给党员买学习资料的。更不用说从中央到地方的五级党校（数万所）的巨额经费来源，以及全国千百万政工干部的工资、福利、行政的天文数字开支来源。又从哪里来的钱‘养活’教师？
    其次；对贪污、受贿上亿元，包十余个‘二奶’的坏事，又怎么成了‘普通老百姓’的‘思想境界’？我更是越发糊涂了。
    大家千万不要以为犯案干部所说的是‘套话’，而是这话中有二层至关的含义；一是他的堕落是西方‘资本主义’和我们‘普通老百姓’的腐蚀，他属于‘失足’，情有可原。二是提醒中纪委的人；他是与我们‘普通老百姓’决然不同的‘精英’，是党的‘财富’，应给他‘改正错误’的机会。
    还应该注意的是；李铁映和犯案干部所说的话，绝非是偶然。绝非是少数干部的‘偏见’。
    在湖北襄樊市的一个市场，某天一个妇女因购物与小贩争吵起来。该妇女于是用手机召来当‘干部’的弟弟；一个刚参加工作的公安局刑警队员。赶来后的这个孩子大声训斥那个小贩，但这个小贩是个不开眼的家伙，居然敢和‘政府’顶嘴。这个孩子对刚当上干部就‘镇不住’人，与自己的姐姐和围观百姓来说实在是失面子，就掏出手枪说：’再犟就打死你’。但这个小贩也气昏了头，忘记了‘普通老百姓’是不能要面子的，跳起来喊：’有种你开枪’。
    于是；枪响后小贩成了冤魂。
    这个当刑警队员的孩子，从小所受的学校教育以及生活所给予的教育中；均没有是小贩们这样的人养活了刑警队员，以及刑警队员是小贩们的‘公仆’这样的理念。而是相反；是‘干部’们给了百姓吃饭和生存的机会和空间。
    也许，这个刑警队员的父辈及亲属就有当小贩的。可一但这孩子进入‘干部’行列，就自然成为有‘先进性’的特权‘精英’人物。尽管他目前还处于‘干部队伍’的最底层，但对于老百姓敢于顶嘴，则认为已经是大逆不道的事情了。
    因此，政治改革的第一步是要让全国几千万干部；上至李铁映们，下至刑警队员们，从内心接受自己是小贩们，甚至是农民们的仆人这样的观点，而对此我是不敢想象的。
    不敢想象的是：今后我们的两个干部在办公室吵起来了，其中一个干部用手机召来当农民的弟弟，来训斥另一个干部。即许多到过国外的人常见到的百姓在街头训斥警察，市民在市政府训斥官员的景象，能在中国出现。
    如果再告诉干部们，公款吃喝旅游及私用公车，同进城的农民偷下水道井盖一样是犯罪，轻则应该危及其公职，重则应该面临起诉，可能判刑的时候；所有的干部一定都会跳起来喊不公平。尽管他们吃一顿或旅游一次相当于多少个下水道井盖？而在西方人的理念里二者都是偷国库的钱，非但没有任何理论差异；并且在无论是道德层面还是法理层面，‘公人’应该罪加一等。
    但从容不迫地公款吃喝旅游，和理直气壮地把偷井盖的农民关进监狱的，常常是同一些人。
    的确；中国法律没有规定干部和党员有特权。但事实就是另一回事情了。
    对一个偷井盖的农民，只要偷一次，并且被抓，马上就会进入常规的‘司法程序’，该拘留就拘留，该劳教就劳教，不会有任何悬念。
    但对一个干部，事情就复杂多了。如果他的‘问题’太大了（一般要贪污到一万只下水道井盖的钱数以上），才有可能被‘双规’。还有；这个‘双规’的基数标准，是以职务为递增的。到了‘省、部’级别，贪污到百万只，千万只下水道井盖的钱数以上才有可能被‘中央’来‘处理’。不信你们谁见过一个省、部级干部因贪污百万元以下被撤职的？
    尤其是；干部如果具备二个‘条件’，一般就会‘化险为夷’。这二个‘条件’一是‘政治可靠’，二是‘上面有人’。
    例如原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他贪污、受贿了多少钱，政府一直没有公布。政府只公布了仅他的秘书（李真）个人就‘落’了六千万。程维高在职期间就一直有人向‘中央’告他，但十年来‘上面’始终没有反响。而程维高最后也只是受到了‘双开’，一天牢也不用坐。
    更有甚者；另一个省的原省委书记在职期间本省发生了二起全国最大的走私案。公安、边防、党政干部几乎全部被拉下水。有传闻说他的某亲属卷入其中，作为小道消息我们完全可以不去相信。但至少数年一直有人向省委、省纪委告发，但一直‘石沉大海’。作为省委书记能说身边几年来所发生的这些事情完全不知道？退一步说；失察、渎职是铁定的吧。尽管该省的走私案被揭露是在他调离到另一个‘省、部’级别位置后的事情，可为什么不追究？可此人非但一直没有被‘触及’，竟然目前仍在‘国家’级别的领导位置。
    这二个原省委书记，了解内情的人都知道他们是属于典型的具备二个‘条件’。而原北京市委书记（省、部级）陈希同就反之，他的‘经济’问题和‘作风’问题与其他同级的人相比要小得多，但他政治上自我膨胀，结果丢掉了原本也具备的二个‘条件’（小平时代的资本）。
    干部，党员，受到本单位甚至上级行政，党组织的客观保护。加之我们的司法不独立，行政、政党、司法一体化。司法部门在各级‘政法委’的领导下运作，各级‘政法委’又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相机行事’，就决定了法律惩处仅仅对平民才有真实的效力。
    像前面说过的二个省；省里的司法部门要想‘处理’省委书记，就如同重孙子‘处理’太爷爷一样是不能想象地。因为省司法部门要向省‘政法委’汇报，省‘政法委’再向主管‘政法委’的省委副书记汇报，省委副书记再向省委第一书记汇报，说‘下面’和我们准备‘搞’你。能成否？荒唐否？
    干部制度本身是改革的障碍，而改革的制订和实施又正好是这些人，难度该有多大？如果没有外部的压力，即其余十几亿百姓的觉悟和呼吁，从道理上讲是根本不可能的。
    我们几乎所有人都是对不作为，贪污官员的本人痛恨，认为这样的干部数量再多，也仅仅是个人行为。最多是对执政党监管自己官员的不力有怨言，而几乎没有人对干部制度本身去思考。
    现行干部制度是基本沿袭了中国古代的官员制度，并加入了大量的现代弊病。官本位，终身制，是干部制度的二种病毒基因。百姓痛恨的腐败等问题，只是这二种病毒所显现的毒瘤。
    因为这种制度的‘独立性’，‘霸权性’，使得许多干部可以为所欲为。你们有人喊‘反腐败’，他们就‘以歪就歪’，干脆再给自己加一条‘福利’。
    最近一些地方政府推出了’廉政公积金’。意思是只要干部是‘廉政’的，就可以退休后再多拿一笔月月有的钱。但这里面有三个大问题；一是谁同意给这笔钱了？合法性呢？自己奖励自己？二是官员能‘廉政’就可以得到奖赏，首先从道理上就说不通。因为官员本身就应该‘廉政’，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难道官员不包‘二奶’，人民还要给每个官员奖励一个‘二奶’不成？三是你说某个官员是‘廉政’的，就可以奖赏‘廉政金’，你的评判标准是什么？谁认同了？在一个自我封闭，没有人民和舆论监督的环境下，自己说自己是‘廉政’的？
    目前网上盛传一个文章，说美国的‘干部’与民的比例是1：15。中国是1：26。意思是美国的情况比中国还严重。
    这里面显然有三个问题；第一，你这个1：15的美国比例是怎么来的？可靠吗？他们的算法和我们一样吗？第二，中国的1：26比例又是怎么来的？可靠吗？我们的算法和美国一样吗？就像政府宣布的人口数目一样，我是绝对不信的。我们的这个‘1：26’有多少类党政干部没有算进去？就像我们从不把国防工业，国防科研，武器采购等算入军费一样。第三，我们假设中国的1：26和美国的1：15比例都是真的，还剩下一个重要问题；即美国的‘干部’要管多少事情，而中国的‘干部’又管多少事情？
    最近发生了湖南一个青年被车撞伤到在路边，路人电话打到三个行政部门均不理睬。最后伤者在路旁躺了整整4天被活活冻死。
    我们的‘1：26’们每天都在做什么呢？
    这事情要发生在美国，他们的‘1：15’会有一大批人（包括高官）丢掉公职并有人被起诉。不会像我们的湖南只是让几个当事干部‘停职反省’，在家避避风头休息几天。
    对干部队伍出现越来越多的问题，不从根本上，自身上找原因，却都归结为‘外部’原因，是极为缺乏说服力的。
    例如有人说腐败是‘资本主义’思想的‘渗透’，那有二个问题至少我是不明白的。一是‘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既然这么凶猛，那‘资本主义’国家的‘干部’必然是人人腐败。可我没有听到有这样的证据。二是既然腐败是资本主义的产物，那中国古代的官员腐败怎样解释？难道他们有超前意识，把当时还未出现的资本主义思想给‘预支’了？
    旧的干部制度能长期存在，有个重要原因是中国有很深的社会基础。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与人的关系定位为尊卑差序的关系。它不是要求人相互尊敬，而是要求一方服从另一方，而服从方却无权要求被尊重。这就造成了学者.所说的那样：中国文化传统是一种奴性化的传统。是个「卑者」的奴化问题。
    在这种社会结构中，君主和国家垄断了大部分社会资源而凌驾于社会之上，国家通过中央至地方的权力机关对社会进行严密而全面的统治，使社会呈现出高度一元化的倾向，任何独立的民间社会组织都难以生存。
    这种国家权力全面覆盖社会生活的状况从根本上扼杀了公民社会产生的可能性，也从根本上遏制了民众对官员权利，官员地位，官员作为质疑性的产生。
    中国的改革被人讥讽为"跛足改革"，即只改经济、不改政治。意思如同人的一条腿粗，一条腿细来走路。而搁置政治改革原因是既得利益集团的强大。
    政治腐败的实质是权力部门和个人以公权谋私利。如果不是自下而上的社会和民众监督，而是通过自上而下的内部监管来遏制权力的扩张和腐败，历史上则从未有过成功的例子。
    由于官员阶层可以依托信息垄断来对抗执政者自上而下的监管，所以他们对媒体报道是很敏感的。新闻监督是借鉴来的一种外部监督手段。央视《焦点访谈》、《新闻调查》等节目曾有过对部分基层官员黑暗面的揭露性报导，尽管揭露面和揭露深度很有限，但自从十七省地方大员联名向中央反映，称舆论监督‘歪曲了党的基层干部形象’以来，也就被迫取消。官员体系十分警惕这种对自身权威和利益的威胁，努力将这种苗头"扼杀在萌芽状态"。
    所谓‘官本位’，是指国家的社会价值观是以‘官’来定位的，官大的社会价值高，官小的身价小。与百姓的区别是；‘官的’社会价值是固定的，‘随身走’的，一直能带到墓地。百姓的社会价值则是‘零起点’，例如当某人挣了大钱，才会有一些‘临时’的社会地位。可如果他的钱一夜之间没有了。他立刻就会降回到‘零’点。
    当社会的人的最高目标是如何当官，升官时，‘官本位’文化就主宰了我们的整个社会。
    所谓‘官本位文化’，就是在社会生活中，一切以‘官’为本，而不是一切以‘民’为本。
    美国总统杰斐逊的墓志铭上只写有三行字：
    弗吉尼亚法案的制订者。
    《独立宣言》的起草人。
    弗吉尼亚大学的创始人。
    而对他当过国务卿和总统则只字未提，
    我们的张仲景在西方人看来，‘医圣’二字足以名垂世界，但他墓碑上却仅刻以‘长沙太守’的字。一个小小的地方官，怎么能和‘医圣’相比？这是西方人怎么也想不通的。
    ‘官阶’不仅是衡量人的价值尺度，而且也是获得财富的保证和最快捷的途径。‘官本位’是一种单一地崇拜权力、服从权力的制度，它自身缺少对权力的足够制约和监督，并且自己也不能造成这样的机制。因此，‘官本位’作为‘绝对的权力’象征，就无法避免‘绝对的腐败’。
    制度的背後一定有文化精神来支持。我们民众中存在着普遍的崇圣意识和依附心理，把国事的兴衰完全寄托在明君和清官身上，‘人治’于是成为一种习惯和心理定势并已根深蒂固。例如毛泽东就曾说：’不能靠法律统治多数人，民法刑法那么多条谁记得了。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但我是记不得’。
    ‘非官’的人长期以来不能‘代表’自己，而由‘官’来‘代表’他们。因此；他们的‘代表’自然他们的‘父母官’，自然就享有不受限制的政治权力和社会特权。
    ‘非官’的人长期缺乏把自己从自然的‘人’转化为公民社会中的一员，缺乏把自己从附属于他人的‘子民’转变为人格平等的‘公民’这样的公民意识，使得千百年来我们的社会一直没有从官权利本位转变为人民权利本位。
    1989年，苏共失去政权后，媒体曾作过一个‘苏共究竟代表谁’的调查报告。结果认为苏共代表劳动人民的占7％，认为代表普通党员的占11％，而认为代表干部自身利益的占85％。
    戈尔巴乔夫谈到前苏联的特权现象时说：“在过去的年代里，没能对那些不诚实、喜欢钻营、自私自利的人设置一道牢固的屏障”。
    叶利钦在《我的自述》一书中也谈到：“州委书记可以给他想给的人‘巨大’好处。这样的结果是少数人过上‘共产主义’生活，而群众却在贫困中挣扎。当人民了解到令人愤怒的社会不公，就会失去最后一点信任。没有信任，就谈不上有任何有前途的改革。”
    邓小平也曾讲到：“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组织制度、工作制度的问题更重要。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
    邓小平讲到的‘组织制度’，‘工作制度’，就是一个核心；干部制度。
    干部本身的问题，和与人民的关系问题，都有一个本质：即政治权利的掌握和归属问题。
    简单照搬西方模式，急剧的变更政治权利而不顾中国的国情，的确可能出现‘自由是需要代价的’代价过大，超出社会和人民的承受能力。但；以此为理由而打算长期甚至永远不归还民众的最低的有限权力，则必然会使得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快速弱化，建立‘和谐社会’的口号成为空谈。至少应该归还给非官的人部分监督权利，来避免执政党出现重大的政策失误和干部失控。
    既然中国已经经济改革20多年了，而政治改革想一相情愿地永远拖下去，是不可能的。因为；市场和社会是要反制约政治体制的。韩国和台湾都是这样过来的。
    近年来出现的许多社会问题也说明这个观点。
    但中国有个与别人很不一样的地方，使得我们的政府能把问题拖这么久，居然社会仍然能保持相对‘稳定’。
    这个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国人的平均文化素质较低，尤其是政治素质低。这是我们同俄罗斯等国的差异。
    许多百姓对社会也有怨气，但几乎没有人上升到政治体制的高度来认识。
    当霸占了话语权后，黑的硬是可以说成白的。有句中国古老谚语；‘小河没水大河干’，竟然曾经被宣传成；大河没水小河干。让全国人民倒着背诵了30多年。目的当然是让个人牺牲经济和政治利益，来服从、贡献给‘大河’和大河里‘干部’的需要。这种本末倒置的手段竟然能掩盖最简单地自然现象，而没有人敢质疑。
    如果无论是政府还是人民，希望我们国家能像韩国和台湾那样平稳地过度到民主政治，而不希望出现前苏联的巨变。就应该采取互动的态度来首先改革政治领域的核心结症；干部制度。如果作为政府想拖一天是一天，作为百姓想过一天算一天，最终我们一定会看到其恶果的。倒霉的还是国家和民族。
    因为；我们国家的调节能力和国民的控制能力低于俄罗斯及东欧国家，当我们出现巨变时，情况会比前苏联和转型东欧的情况要糟百倍。
    改革干部制度的标志，第一是破除终身制。第二是建立全方位的监督机制。如果你们看不到这样二种变化，所谓的政治改革你们谁也不要信。
    对于干部终身制，显然是是社会定位的倒置。当一个国营企业破产后，工人阶级全部下岗。干部；尤其是地位较高的干部却可以‘安排’。企业办不好，当然是社会环境加之干部的原因，怎么板子全打在工人身上？即使是政府机构，事业单位裁员；也先从看门的，做饭的裁起。一个小县就能有8个副书记10个副县长及‘四大班子’，怎么不说从党政一、二把手起裁？
    在‘文革’前，干部犯了错误还有‘降级’处分。即职位和工资同时降。例如解放军的骁将王近山，因犯‘作风错误’被从兵团级降到农场厂长。其行政级别被降了没有10级也有8级。可现在连这一条也被取消了。干部犯了错误即使失去职位，行政级别也仍然是被‘绑定’的。
    建立全方位的监督机制，也有二个标志：一是容许有独立的媒体存在。二是民众有正常地表达权利和通道。没有这二个变化，监督机制你们谁也别信。
    最后我们归纳五条结论：
    1．干部的选拔不合理是干部不作为和腐败的根源之一。
    2．干部的考核制度缺乏是干部不作为和腐败的根源之二。
    3．干部的理念不正确是干部不作为和腐败的根源之三。
    4．干部的终身制是干部不作为和腐败的根源之四。
    5．干部不受监督是干部不作为和腐败的根源之五。

　　我看见在这里也有人讨论岳飞是否民族英雄的问题，不觉暗自心惊。我觉得，如果岳飞可以被称作是民族英雄，那么唐朝的牛李党争就应该被叫做是两党制的起源，而北宋则已经实现了多党轮流执政。此民族不同于彼民族，此党不同于彼党，如果我们连这些概念都搞不清楚，就难怪我们把黑火药等同于诺贝尔的专利，算在我们的头上，作为四大发明之一。
继而又看见一篇说什么中国人不适合民主的帖子，认为民主是舶来品，更是让我扼腕叹息。

闲话少说。

今天网络上津津乐道的民族主义，也都是舶来品呢！16、17世纪以来，欧洲最先兴起的思潮就是民族主义，在这样的民族主义思潮的推动下，欧洲才摆脱了教皇的统治，各地纷纷建立单一的民族国家，即：所谓nation。西班牙女王易莎贝拉的政治联姻，英王亨利和教皇的龃龉，太阳王路易宣扬的"朕即国家"，红衣主教黎塞留，普鲁士国王菲德烈，这些人，这些事，都是在民族主义思潮下发生的出现的。看看《小癞子》，《三个火枪手》，莎士比亚的历史剧，就会对当时的历史有一个感性的认识。为什么会兴起民族主义？就是因为商人、市民、工场主，这些新兴的势力，再也无法忍受教皇的虚伪说教，和教会的层层盘剥，因此，他们就支持国王、贵族，这些世俗的势力，来和教会以及大大小小的封建主作斗争，建立起国内的统一市场。——这就是电影《勇敢的心》《三个火枪手》的历史背景。

为了保护商人、市民、工场主的"私"利不受侵犯，可以说是为了自由，人们才把"民族"从罗马教廷的大一统下剥离出来；接着，同样是为了自由，不满足于在国王的羽翼下生存，人们才要主张民主，因为一个世俗的国王已经为所欲为和当初的教会一样嚣张。于是才发生了英国推翻查理一世、法国推翻路易十六的革命。老百姓觉得他们供养的这些国王已经无法满足他们的利益，反而损害了他们的利益，所以才要革命。革命总要打一个旗号，这个旗号就是"民主"。

从民族到民主，这里面的逻辑和线索还是很清晰的——那就是"私利""自由"。然而这个"私利""自由"对中国人来说，并不新鲜。战国时候，孟子所说的天下显学（墨子和杨朱）之一的道家的杨朱说："拔一毛而利天下，吾不为也"，汉初的司马迁借用谚语说："天下熙熙攘，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不是说我这个人自私，一毛不拔，而是，你有什么权利干涉他人的生活？——可惜的是，秦始皇的军事上的偶然胜利，打断了这个自由竞争与辩论的过程，中国人的兴趣转移，转移到如何维护国家的大一统上面来，没有接着杨朱的讨论继续下去。对单纯军事武力的迷信，更是导致了国人的堕落，变成了成王败寇的流氓。而没有土地、没有私产，则是流氓在经济上的表现；无私到最高境界，就是当了太监。自秦以来，中国的历史，便是一部流氓史或太监史。

在民主制度下，对一件事情，无论是投赞同票还是投反对票，无论是主战还是主和，理论上都将被视作是对国家和事业的忠诚——如果可以看作是事业的话；这样，就整合了人心。投赞同票是出于爱护，投反对票的也是出于爱护，就像谈恋爱一样，两个人一定要有这样的想法——就是：我如果不理你，那是怕打扰你；我如果和你吵架，那是太在乎你——只有这样，两个人才可以天长地久，如果远之则怨，近之则不逊，那么，可就真的成了老夫子所说的"唯小人与女子难养也"。P.S.不知道孔二蝈蝈和哪个漂漂美眉琼瑶了一次，才会得出如此刻骨铭心的结论！？
投票只是把每个人无比复杂的态度和情感数字化、直观化了，无论是投了赞成票，还是投了反对票，我想这期间一定有过很多的斟酌，赞成的人并非百分百的赞成，反对的人也并非百分百的反对。但是如果要按照计算每个人态度的百分点的情况来决定结果的话，不仅是技术上太麻烦了，而且也不过是另外一种数字化、直观化而已。

所谓民主，如果我可以对它做一个小小的诠释的话——不是定义，定义要求太高了——那就是妥协，就算水火之间也要妥协，也要以水蒸气的形式来容纳彼此。民主的结果从来就不是为了得到"正确"或者"真理"的，民主的结果是为了达成团结。还是拿谈恋爱作比方，两个人同坐一条船，专制制度下的恋爱，是你甭废话甭唠叨你必须听我的，因为我将把船开到岸边；民主制度下的恋爱，是我愿意听你的即便你把船开到热带海洋风暴的中心，我也陪你同生共死！每个人都可以在民主的想象中获得假象的认同感和皈依感，正如专制制度下臣民通过对皇权的膜拜获得精神上的归属、部落时代氏族成员通过对图腾的崇拜来赢取灵魂上的安宁。所以说专制与民主没有绝对的对错，都是一种国家组织形式；不符合西方那种民族民主国家组织形式的东方，并不意味着人家没有类似于西方的"国家"的社会组织形式，因此，西方殖民者认为西伯利亚、美洲、澳洲统统都是无人区、处女地、新大陆任人宰割而不必有道义上的亏欠和良心上的谴责，那是一厢情愿——他们的上帝如果是万能的，一定会让他们受到惩罚。然而，毕竟这个时代不会再回到过去了，人们的想法变了，不愿意通过对最高权力的愚蠢的崇拜而愿意通过民主对最高权力的愚蠢参与来获得归属感，每一个烈性的女子或者坦率的男子，都是小虎队"不管他们怎么说只要你爱我"信条的实践者，都是我愿意陪他或她死我乐意你管不着的态度——就连笑春风也不会赞同我的专制——所以说尽管专制与民主各有千秋，彼此没有绝对的对错——然而，我还是倾向民主。这就是我对东方与西方的看法，对民主与专制的看法。我捍卫东方与民主。如果说我是一个矛盾的人，我的矛盾就在这里，继承历史又要跟上时代，这个继往开来，说来容易，做起来真他娘的难。

民主，和专制相对，其实包含着分权的意思。但是，这个分权，不仅仅是把原来君主的权力横向地分给每一个投票者，每个投票者各有一份，还意味着纵向分权，中央和地方的分权，上级和下级的分权，联邦和州府的分权。谁的权力有多大，谁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有了分歧怎么处理，规定得清清楚楚。
上级和下级的产生，一定是要在投票中产生的，但是产生之后，就必须各司其职，谁也不能越位，下级不得干涉上级的权力，上级也不得干涉下级分内的事情。
下级是上级的附庸，如同辐条"悬"在轮轴的四边，这就是秦制，就是集权制，"县"字的来历就是从"悬"字而来。

谭嗣同反思中华民族总是在外战中失败的原因时感叹，两千年来皆为秦制也！在秦制之下，下级没有任何独创的权力，一线指挥员就只能对上级负责，而不是对本职负责，这样，政绩工程层出不穷，整个民族和国家都丧失了创造力，也就没有生机。
大家想想看，东汉以后，中原政府哪一次对外战争中赢得完全的胜利？晋灭于匈奴，后来是北方的隋唐收拾旧山河；唐虽灭于农民起义，但是晚唐，周边民族的威胁还是非常大的，韩愈说河北尽是胡人，然后是宋；宋就不说了，被元从北边打过来，然后是明朝，和北元政府对峙到后来，被清捡了便宜。然而积弱积贫积愚昧，到了晚清，危机重重，就更加不可收拾！这一次，四夷的入侵，更是前所未有。虽然，抗日是胜利了。但是那不是中国人的胜利，而是美国人和俄国人的胜利，中国，是在整个国际社会对日战争胜利背景下的弹冠相庆！这次战争胜利的结果，是俄国占领中国的土地被长期地合法化了，是美日同盟让台湾问题久拖不决，是美国把中国的琉球交给了日本——我们胜利了吗？一战后德国把山东交给日本，曾经引起国人极大反弹，可是我们现在呢？偃旗息鼓，鸦雀无声，万马齐喑哪！这场战争结束之后，在苏联和美国的操纵下，各自武装了两党，打起了内战，本来，中国人在抗日战争中好不容易取得了空前的团结，民主的程度也大有进步，国民党统治区不说，边区政府实行的三三制、黄豆投票就是很好的民主实践，整个国家都在欣欣向荣，但是二战结束后，美国和俄国各自武装了自己的代理人 ，让整个民族遭受空前的分裂，这个分裂至今还在干扰着我们。这是中国人最大的失败。所以说，我们在对日战争中并没有取得胜利。胜利不属于我们，我们在二战中的"胜利"和在一战的"胜利"毫无二致。

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专制！就是不容忍不同意见！就是不能找到解决分歧的根本办法！所以这才导致整个民族、国家、政府的各级别各层次，对下不负责、对自己不负责，当然对民族也不负责！——对什么负责呢？对上级，而且是顶头上司！

官员是任期制，在某个地方干个三五年就走人，得罪了上级，就难得升迁，而对上级负责，就一路绿灯，这就是政绩工程产生的原因——因为官员们从来就不会对老百姓负责！

严格地限制部下的权力，省得他们胡作非为，——这是中国秦朝以来政治制度设计的思路。但是其缺陷是明显的，第一，它没有设计如何有效地监督上级、制约上级；第二，它预先就假定下级必然会贪赃枉法，防下级、防老百姓甚于防贼、防外寇。家奴不如外寇。第三，它从来不考虑这种政治架构在实际施行过程中，利益博弈的结果，将会导致各级地方官员的对上负责对下不负责，会变成老好好——诸位看官特别是真当过官的，你是否有这样的体验？为了一团和气，有些话本来要说明白的，但是怕得罪人、刺激某些人的神经，就只能不说？

秦汉以来的历代王朝，检讨来检讨去，专制和集权的力量不是削若了，而是加强了。现在是最强。以前，我们也学类似于三个代表的这些政治理论，但是三纲五常，毕竟不是皇帝本人写的，是圣人写的，皇帝本人没有解释的权力，儒生可以发挥，对皇帝还有所制约。到了今天，伟大的领袖也是伟大的教员，老百姓连在脑子里想一想的权力都没有了，更不要说拥有武器——秦始皇收天下兵器铸以金人十二，梁启超说：这是因噎废食，兵魂销尽国魂空。美国人人均两支枪，但是美国的犯罪率并不比中国高。为什么？这和两个大国同时掌握了足以消灭对方的核武器，核战争就打不起来的"和平衡原理"一样。你有枪，我也有枪，咱们就都悠着点别擦枪走火，不小心干掉一个。犯罪的产生，由它自己的社会学原因，很复杂，并不在乎人们有枪没枪。想杀人，办法多了去了，何必用枪？但是老百姓手里没有枪，一旦有人得到枪支，就会对平民造成前所未有的威胁。有枪的民族是一个心理成熟的民族，好比成年人；而对于小孩子，我们总是给他玩具枪，不给真家伙。

——但是秦始皇没收的，也仅仅是武器而已，现在，我们连批判的武器都没有了，全国人都在学所谓三个代表。明明不过是三句话，可是硬要被文人们发挥出许多，受不了。
总而言之，必须实行民主，必须上级和下级定一个契约。什么时候把"个人服从集体、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地方服从中央"改成"权责明确，各负其责，维护多数权威，保护少数权益"，我们的国家就真正进步了！

在专制制度之下，国人既没有私利，就更无法形成近代西方意义上的民族。梁启超比较中西制度，认为欧美民主国家是族国，而我们是家国。中国类似于西方近代以来的民族概念不是没有，但那是在先秦时代；可是，殷周革命，已经完成了中国社会的一次重大转型，从那个时候开始，中国人就抛弃了民族主义。此前，对异族，是一定要赶尽杀绝的，要用俘虏来祭祀，此后，是存亡继绝的，绝不会灭了敌人的祠堂。
但是廿世纪初，当时孙中山们为了革命几乎是不择手段了，连"反清复明"的口号都用上了，所以一开始是汉族民族主义，把中国描述成满洲的殖民地，也是用悲情打动民众，煽动造反。但是革命一成功，就发现不对劲了，比革命还重要的是国家的统一，国家不能分裂，所以紧赶紧弄了一个五族共和。但是这时候已经晚了，已经造成了思想上的混乱，连日本人都利用孙中山最早的主义策动满蒙独立。

和民族、民主主义考虑自由不同，社会主义主要考虑平等、公平。但社会主义思潮的兴起，是江山代有。基督教的兴起，就和平等有关；金银岛、太阳城、乌托邦，都是最最早期的社会主 义的鼻祖，法国革命时期，梅耶、巴贝夫，都有过同样的思考。而所谓空想主义者，欧文、傅立业、圣西门，则是后来的事情。社会主义思潮，发展到19世纪上半叶，更是有许多流派，马克思为了独树一帜，便标榜自己是科学社会主义，——这的确了体现了"科学"一词在当时人们心目中威力无比的地位，正如圆珠笔的发明者把自己的发明称为"原子笔"——那是原子弹爆炸留在社会生活上的痕迹。考究科学社会主义的内涵，无他，一个是剩余价值，一个是阶级斗争，阶级斗争的意思类似于光明教的教义：光明与黑暗永远不可调和地斗争下去，不知道起源于中东的光明教和马克思是怎么接上头的，但是剩余价值学说其实算不上学问。要开矿办厂，总得有本钱、有工人，如果不赔，那就有利润，但是这个利润是怎么产生的，一般人认为，是本钱下带来的，可马克思认为，是劳动带来的。这是一个横看成岭侧成峰的问题，吵到老死，也说服不了对方，所以马克思把自己的经济学叫做政治经济学。但是，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家作为整体不能靠贱买贱卖互相欺骗发家致富，资本主义制度下作为一个整体的资本家和工人的社会，能够靠着互相剥削使总量增长吗？也不能，所以，可见，资本主义制度有它另外的秘密。

什么秘密？——就是机器化大生产？规模大，成本就低。怎样才可以实现机器化大生产？就要聚集一大批资金，要靠横财！怎么积聚？就要靠信用！信用体系的建立，是资本主义得以发展的第一块基石。

西班牙、葡萄牙对美洲、非洲、亚洲贵金属、宝石和香料的掠夺，固然是出自人们的贪心，但是贵金属、宝石和香料却是最早的信用替代物。因为，空嘴说白话，谁来相信你？凭什么要借钱给你？但是，拿出一块钻石，虽然不能吃、不能喝，但是人们就愿意相信你，把钱贷给你，小说《百万英镑》就说明了这个道理。英法荷等国家，比起西班牙、葡萄牙这些老牌的殖民国家，它们拥有更加一般的信用体系，因此，后来居上，而最初只知道掠夺宝石和贵金属的西班牙、葡萄牙，却无可挽回地衰落了。

随着资本主义第二阶段的发展，德国、意大利和日本渐渐兴起。它们睁开眼睛，发现殖民地已经被瓜分得所剩无几，没有什么横财可发，所以只好对内专制，扶植私人资本，容克地主、家族企业都是这时候建立起来的；对外扩张，要求重新洗牌，一战二战都是为了这个目的。

最可怜的是俄国，最最可怜的是中国，这两个老大帝国，等到他们要发展大工业的时候，西方的《国际法》已经成为惯例，已经无法扩张，去发一笔横财。因此，两国先后走上了盘剥国内农民的道路，苏联还要好一些，中国更惨。这个时候，国家暴力成了信用的替代物。剪刀差的形成、城乡差别的形成、户口制度的严密，都是在这个看不见的力量推动之下建立起来的。

这个漫长的历史阶段里，左也好，右也好，吵来吵去，有意思吗？

2004年3月14日，俄罗斯将举行新一轮总统大选，对于这个横跨欧亚两洲的大国领导者，人们从来都给予了极高的关注。本周一连五天的凤凰大视野，我们将一起来关注三个人物，他们是前苏联最后一位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俄罗斯第一任总统叶利钦和现任总统普京。他们都曾经拥有过，或正在拥有对本国民众的巨大感召力，赢得过广泛的支持和高度的信任，所以他们被人们称作“红色沙皇”，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他们的荣辱与悲欢，因为他们的命运，折射出了俄罗斯的历史和未来。

二十世纪初，强大的俄罗斯帝国发生了无产阶级革命，革命领袖们将帝国改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到了二十世纪中叶，近二十个欧洲亚洲及美洲国家在政治及经济上要依赖苏联。这个配备着最新式核子武器的帝国，让全人类处在紧张的情况下，这样一直持续到1985年前苏维埃最高领导人去世，改由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继任为止。他领导国家共有六年半的时间，造成帝国崩溃，开始了新的时代，戈尔巴乔夫命中注定成为帝国最后一位沙皇。

1991年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带着满脸的忧伤向世人宣布，鉴于独联体成立后的情况，他将中止行使苏联总书记的权力，随后由俄罗斯总统叶利钦接管了克里姆林宫。60岁的戈尔巴乔夫过上了一个普通退休者的生活，而仅仅在6年之前，刚刚就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曾经在一次就职后的演讲当中，踌躇满志地表示，“我来莫斯科，希望而且相信能够干一番事业的”。但是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苏联这个强大的红色政权，竟然会在他的手上瓦解，而他本人的政治命运，也会陷于如此尴尬的境地。

1985年，54岁的戈尔巴乔夫给经历了几年沉闷统治的苏联带来了一线生机。他在一个多年实行新闻检查制度的国家里，主张过言论的公开性，在一个共产党占绝对主导地位已经半个世纪的政治体制之下，大搞过自由选举制、总统制和多党制，他还宣扬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的理念，并且最终结束了近半个世纪的冷战，他甚至在一个对酒怀有着特殊感情的民族里，轰轰烈烈地开展过禁酒运动，因为戈尔巴乔夫觉得，我们再也不能这样生活下去了，应该从根本上改变这一切。

[采访]原本我认为，造成悲剧的原因全是国内大环境失去控制，但终于有一天我明白，竟是我最亲近的人一手造成了现在的局面。他们在国家改革发展过程中所得的结论是，戈尔巴乔夫无法满足他们的利益，他们就设法逼他离开历史舞台，于是这伙人就很自然的走向勾结。为了陷害和摆脱戈尔巴乔夫，他们试者透过中央全会、透过人民代表大会、透过最高苏维埃会议来达到目的，但他们没有达到这个目的，那他们怎么做呢，就只有叛乱了，这就是现实的世界啊，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啊。恺撒的悲剧距今两千多年了，可是它们是多么的相似啊。恺撒被害时，有23个人联合起来带刀袭击他，这些人都参与这个犯罪，恺撒有23处刀伤，布鲁特给了恺撒致命的最后一刀，当西泽发觉时竟然是他最信任的布鲁特，他已经受了致命伤，他临死的最后一句话是，‘布鲁特，连你也背叛我’，说完他就死了。但恺撒死后又发生了什么呢，叛徒们内部开始为了权利而争吵和斗争，最后所有参与阴谋的人都死了，随之而来的是罗马帝国的最后崩溃。过去和现在是一样的，我们也已经开始了，或许我的悲剧是帝国瓦解的开端。

[采访]这样的国家，这样的世界啊，我觉得我离开是对的，前几天我听说民意调查的结果显示，民众们认为俄罗斯帝国最好的时代是斯大林和勃列日涅夫在位的时期，这简直是个讽刺，但却是大多数人的观点。当年叶利钦集结了近40个他比较信任的议员，其中有一个是他的死党，他说对这些人说，‘我们在等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做出成绩来，但我们必须为这个国家做点事，现在我们该想如何管理和领导这个国家的人民和文化，但将来究竟会怎样，我们暂时还不知道’，他又说‘我们的确扰乱了戈尔巴乔夫，我让他去和白俄罗斯人谈判，实际上是为了疏离他，这样我就可以自己做决定’。你知道当时是我难熬的日子，八月前后我周围的人都背叛了我，他们成功的制造了那场骚动，他们所作所为让我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中。我试图改变状况，说了应当说的话，想了各种可能做的应变方式，当我在努力的同时，我也有不祥的预感，情况或许对我会越来越不利，但我该做的都做了。最让人悲哀的是有人落井下石，我与叶利钦约定，他应该来拿控制核武的皮箱，但是有人告诉我说，叶利钦不喜欢我在电视上的表现，甚至他告诉周围的人说，‘我们之间根本没有什么约定’，他还说‘就算我们有约，那为什么我该遵守与他的约定，什么破约定，我干吗要与他这种人约定什么呢’，我想我今天所说的，可以帮助大家了解整个事情的真相。

戈尔巴乔夫一直坚持的政治信条是，暴力不能也不可能成为达到政治手段的目的，而且他也不想以一个暴君的身份被写进历史，他坚信自己应该遵守法律，即便这样做的代价是使他失去至高无上的权力。戈尔巴乔夫下台以后曾经承认，因为他的政治信条使他失去了不少改革的机会，但是他从来没有表露过为此后悔的意思，但是他曾经多次说过，他这一生最大的失误，就是提拔并且重用了后来取代他的叶利钦。

[采访]12月25日，我总统卸任后就离开了。深夜来临，悠闲的夜，冷冷的夜，你们了解那是怎样的心情吗，我没注意当时克里姆林宫上面的旗帜还在不在。后来我才了解，处理那些旗帜有多费事，算了，都已经这样了。如果不中断改革一定不是这样的结果，其实我推行的改革是当时我们帝国发展的一个很大的契机，但不管怎样 我推行的改革，直到现在还有影响。当时，如果我想过其它方式，如果我想过如何保护权力，保住我能继续坐在总统位上就好了，他们在我在任的时候就做这些勾当，我下台之后仍是这样做。我不会采取那么卑鄙的手段，那样我会非常矛盾，我良心过不去，我离开克林姆林宫后他们一伙人就来了，坐下喝烈酒。

第二天（26日）一大早，突然对我宣布放弃总统职位，但这不是放弃，而是被停止总统职位。突然 他们采取行动，我正在家里，他们打来电话，说是必须让我从公寓那儿离开，他们已经迫不及待的开始行动了。天啊我觉得这些人，真是没良心没道德、贪婪饥渴。他们一逮到机会，就猛抓猛咬。他们在阿拉木图决定有关前苏联总统的事情，退休金、医疗、警卫、电话、别墅。我刚开始不做总统时，退休金的数额等于总统的薪俸 4000卢布，那时候这样是很多的，但是它的意义上是我从12月25日用到1月2日。

在1994年11月时，我的退休金是两美金，因为贸易自由了，价格放开了，我仿佛落入深渊，我的妻子赖莎·玛克西莫夫娜她也有退休金，和其它副教授级的人一样，320卢布，这就是我们一月收入的全部。我们曾有2万6千到2万8千元的储蓄，这些存款也变的不值钱，瞬间也消失了。就这样，生活中也没有其它的资产了，接着问题来了，我为了养家糊口 必须要做点什么。但当时我做点什么，他们都一直阻碍我，我被限制离开国家，他们甚至有人建议，将我带上手铐送到法庭去接受审判。总之很多这样的事，这就是所有肮脏的游戏，他们还不放过我，他们要除掉戈尔巴乔夫，甚至规定图书馆都不许摆我写的书。

1950年血气方刚的戈尔巴乔夫，告别了自己的家乡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凭着自己工农家庭的好出身，进入了苏联最高学府国立莫斯科大学，攻读法律专业，大学毕业以后他又回到了家乡，从共青团的干部做起，直到当上了边疆区党委第一把手。1978年他受到了勃列日涅夫的赏识，被调进了莫斯科，担任苏共中央书记，主管农业，进而又当上了总书记，从此他攀上了人生的高峰。而现在已经进入暮年的戈尔巴乔夫，又回到了家乡，欢喜和悲切交织在一起，其中的滋味难于言表。

[采访]这真是我最大的悲哀呀，我一生最幸福的时光，就是在这块土地上度过的，现在还能想起所有的事的细节。当然 没有这块土地就不会有我的存在，根据教育的标准，爷爷那一辈的教育程度都不高，爷爷 父亲 母亲的教育程度都不高，但他们都是一群非常有趣的人，我真的很怀念他们。

在这里我的心很难受，我想起的尽是些让人不愉快的事，而是非常悲伤的事，但对我来悲伤是沉积在心底的感觉，不是痛苦 也不是辛酸。

克拉斯那格瓦尔济斯克的国立第一教育中学，是前苏联总统米哈伊尔·谢尔盖维奇·戈尔巴乔夫求学的地方。现在戈尔巴乔夫的退休金每个月只有几千卢布，但是他却把诺贝尔和平奖的奖金用来创立了戈尔巴乔夫基金会，他把追随自己多年的顾问和助手们集中起来，专门从事俄罗斯改革和内外战略的研究与分析，并且在2000年成立了统一社会民主党。

无论怎样 在戈尔巴乔夫的努力下，美苏中止了对抗，冷战就此结束，而分裂了近半个世纪的德意志民族也实现了最后的统一，戈尔巴乔夫这位红色沙皇，应该被人们永远记住，并且被写进历史。

关于戈尔巴乔夫，我觉得他的情感经历不能不提，一直到今天，俄罗斯人谈到戈尔巴乔夫和赖莎的爱情，还是津津乐道，他们两个人是在莫斯科上大学的时候，在一个舞会上认识的，两个人都不喜欢跳舞，所以就一直沿着林荫道散步，通过聊天以后发现，他们两个人有着那么多相似的地方。结婚以后，他们的生活很拮据但是很甜蜜，据戈尔巴乔夫回忆说，在婚礼上，就连赖莎穿的白皮鞋都是借钱买来的。2000年赖莎因为白血病离开了戈尔巴乔夫，重温两个人往日的岁月，已经成了戈尔巴乔夫如今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采访]她的生命逐渐消逝在我眼前，而且是以这恐怖的方式，我从来没有体验过这么可怕而又无奈的。我妻子临终前的六十天，特别是最后几天，我所看到的、所发生的我一辈子都忘不了，所有的人说她已经脑死亡了，但心脏还在跳动。我说 求求你们再想点儿办法吧，让我去死，把伊琳娜留下来。医生们把我说的话告诉她了，她哭了。我现在想起来还是不敢相信，死亡是无法理解的，我做了一切努力但还是眼看着她离我而去。

她是一个给自己责任、勇于承受所有痛苦的人，她领导世界儿童血液协会，建立起一套有效的工作体系，她成功的获得国外援助的药品，使这个中心的疾病治愈率由原本的百分之十，变成百分之七十到百分之八十。但我不明白上帝为什么对她这么不公平。我握着她的手彼此都不讲话，但我们彼此支持，那时候她没有意识到自己没有多少日子可活了，但你知道我有多痛苦，你知道我现在根本就不想活了。老实说活着没什么意思，我不再害怕失去什么，我现在没有人生寄托，我不知道从何努力。在最艰难的时候 我是一个沉稳的人，最困难的时候 我也想尽办法，现在她走了，也带走了全部，一切都离开我了 现在连她也撇下我不管。

我不想公开说这些，我想伊莉娜也不想公开，但我必须活着 我还要照顾我的孙女们，因为那是她给我留下的孩子，因此我所尽我所能把孩子们照顾好。

这是一个没有赖莎的家，有时我们坐在桌前互相吵嘴，像我们当年在主席团里一样，还有时我站在她的肖像前，看着给她买的花和那为她而燃烧的蜡烛，我觉得那时她与我们同在，告诉你我对生与死的看法。普列哈诺娃的例子对我意义重大，当他快死的时候，太太在他面前一边收拾一边哭，他说‘ 你干嘛这么难过，又没发生什么特别的事，只是物质从一种存在形式转变成另一种’，说完他转过头就死了。我从这个人身上看透了生死，我不害怕死 或是其它什么一点也不怕，偶尔我有个想法，是不是死亡可能很快就来了，你知道死于车臣战争的小孩，也就十八 二十岁的样子，我的天啊 我已经活了整整七十年了。人干吗那么贪心呢。

为我们的会面乾杯，为各式各样的人干杯，为彼此了解干杯。

　　杨学武

　　在国内听“稳定压倒一切”的领导讲话和新闻报道听得多了，原以为这只是中国国情或中国特色。不料如今“中国有的，外国也有”，曾与中国同一“阵营”的俄罗斯，最近也唱起了“稳定压倒一切”的调子。日前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与学术界人士进行座谈时说：“我认为对俄罗斯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保持稳定……”（见０５年９月７日《北京晚报》下同）俄罗斯的新闻媒体立即作出反应，“稳定压倒一切”成为舆论焦点。不过现在的俄罗斯不象前苏联那样“舆论一律”了，对“稳定压倒一切”，既有赞成的声音，也有反对的声音。

　　普京之所以提出“稳定压倒一切”，当然是因为俄罗斯也有“不稳定因素”。俄罗斯的“不稳定因素”很多，最大的恐怕莫过于车臣恐怖活动和总统接班人问题。这两大“不稳定因素”直接影响俄罗斯的政局，不过由于它们是极少数恐怖分子和高层人物引起的，与一般老百姓似乎没有多大关系，因此俄罗斯当局没有把一般老百姓当作“破坏稳定”的对象进行防范和整治。

　　俄罗斯的“不稳定因素”并不是什么新问题，而是老大难。在叶利钦时代，“不稳定因素”尤为严重。虽然他不惜一切代价，不顾国际舆论批评，断然动用武力打击车臣恐怖活动，可恐怖分子越来越嚣张，局势从来就没有稳定过。而更让他坐卧不安的是总统接班人问题，他专制独断，换总理象换“走马灯”，选接班人也象中国古代的乔太守一样“乱点鸳鸯谱”，致使政局和人心一直处于动荡不安之中。直到他“踏破铁鞋”选中了普京，于是出人意料地宣布自己提前退休，把总统权力毫无保留地交给了继任者。他对普京寄予厚望，本以为从此以后俄罗斯就可以“太平盛世”了。

　　普京上台之后，以比叶利钦更强硬的手段弹压车臣恐怖活动，虽然收效甚微，稳定仍遥遥无期，但恐怖分子对俄罗斯政局的威胁较以前已大为减轻了。不过总统接班人问题并没有因为他在叶利钦的精心安排下顺利到位而稳定下来，反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为了争夺总统职位，寡头霍多尔科夫斯基率先向普京发难，大有抢班夺权之势。幸而普京到底是克格勃出身，以铁的手腕排除了政治异己，总算把这个“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之中。然而寡头政治风波刚刚平息不久，如今普京又面临着两届任期即将结束。按俄罗斯宪法规定，总统的任期不得超过两届。于是围绕着普京是否连任以及是否修宪的问题，俄罗斯的政坛和舆论又开始热闹和紧张起来。也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普京才出面发表“稳定压倒一切”的谈话。

　　有舆论认为，为了“保持稳定”，执政有方、风头正劲的普京应该谋求继续留任。多次民意调查的结果表明，普京总统在任期内的支持率一直保持在７０%以上, 最近的民意调查更是显示出有许多俄罗斯人支持普京第三次担任总统职务。此外一些西方金融分析家也发表评论说，如果普京再次连任，不仅有利于俄罗斯政局稳定，更有利于俄罗斯经济发展。俄罗斯政治分析家弗拉基米尔? 普里贝洛夫斯基说，对普京来说，三度蝉联总统“从技术上来讲”将会是“非常轻松的事情”。

　　既然普京是否连任关系到俄罗斯的稳定，那么普京在这个敏感时刻发表“稳定压倒一切”的谈话，是否为自己再次登基而“造势”？是否暗示下属借机上书“劝进”？是否鼓动民众趁势发起“拥戴”？然而普京和当年的叶利钦一样，出人意料的宣布: “我计划在２００８年如期卸任，……这也是俄能够保持稳定的一个因素。”看来，普京的“稳定观”与他人的“稳定观”截然不同，他认为在这个问题上，“不稳定因素”不是别人，而是自己。如果自己谋求连任，就第一个破了先例，其后果难料甚至后患无穷。因此，他明确表示自己不是那种贪恋权位的人。他承认，一般来说，掌权的政治领导人都会寻找各种途径继续掌权。但他不会为了自己的名利而冒险，“不会做任何不利于俄罗斯社会稳定的事情，而社会稳定是稳步、迅速提高俄罗斯人民生活水平的保证。”

　　而且普京还认识到一个国家“稳定的关键在于宪法”。他不希望为了自己的连任而随意修改宪法。宪法之所以神圣，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因为它“不可侵犯”??随意修改变动就是一种“轻（侵）犯”。哪有一个稳定的国家时不时地且为某一个人的需要而随意地改动宪法的？看来在这个问题上，普京比叶利钦更进一步，不是以个人意志来维系稳定，而是以宪法尤其是以国家首脑人物带头遵守宪法来保证长治久安。

　　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需要稳定，许多国家首脑人物都会讲“稳定压倒一切”。而究竟要怎样的稳定以及怎样实现稳定，却有“天壤之别”。

主讲人:
    曹街京（韩裔美籍哲学家、美国布法罗大学杰出教授）
    
    “北京大学－香港大学现象学讨论会”近日在北大举行，曹街京教授为这次讨论会做了两场报告，第一场的题目是《现象学与东方思想》，今天的《海德格尔与老子思想》是他的第二场报告。
    
    以下是讲座部分：
    探讨海德格尔与老子思想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海德格尔是二十世纪西方最著名的哲学家之一，他曾经想和中国的一位学者一起把《老子》翻译成德文。你们的张祥龙老师是在巴赫洛拿的博士学位，我是他的指导老师之一，他的博士论文就是关于海德格尔和道家思想尤其是老子思想之间的关系的。 
    五天前，我在北京问学生：“你们为什么喜欢海德格尔？”他们的回答是：“因为海德格尔爱中国。”他们的看法是把哲学当作友谊了。哲学和友谊是有关系，但这种友谊必须是建立在爱智慧的基础上的。海德格尔是不是爱中国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追求真理。 
    海德格尔为什么会对中国哲学尤其是老子思想感兴趣呢？这段历史并不是太清楚。德国有些评论家认为海德格尔对老子的兴趣是并不重要的一段插曲；另一些人则认为海德格尔对老子是了解得如此之多，他对老子的兴趣是认真的。所以他们认为不了解老子的学说就不能真正理解海德格尔的思想。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中最突出的代表就是Reinhard May和Graham Greene，他们认为老子是海德格尔思想的基础。有一本书叫《FX Oriente Lux》，这个书名的意思就是：从东方发出的光。 
    海德格尔的妻子和儿子却是坚决地反对这种认为老子思想是海德格尔思想基础的观点。海德格尔的妻子叫Elfriede，他的大儿子叫Herrmann，海德格尔有一个儿子非常忠于他。1990年我去海德格尔的家乡参加一个会议，我在会上读了我的一篇论文，题目是《海德格尔的东西方道路》。结果会后有一个个子非常高的年轻人走到我面前说：“我父亲根本不懂中文，他怎么可能关注老子思想？所以你说的话是没有根据的。”我听了他的话之后快要蹶倒了。我当时几乎不能相信我的眼睛。 
    中国学者Xiao Shiyi写过他曾经和海德格尔合作，试图翻译老子，他们交流了很多老子的思想。1957年2月29日我在海德格尔的山间小屋里访问了他，他给我拿出好几本老子的德文译本。这是我自己的亲身经历。那么海德格尔的亲属为什么这么否定海德格尔和老子思想的关系呢？那次会议之后我和Puggeler谈起这件事，他笑说这实际上是海德格尔的“黑手党”（由妻子和儿子组成）在保护海德格尔的形象。可是为什么保护海德格尔的形象就必须要否定他和老子思想的关系呢？下面我就来解释这个问题。 
    大家知道，海德格尔在30年代成为弗兰堡大学的校长，因为形势所逼，他参加了纳粹党。后来二战结束后，海德格尔受到了批判。弗兰堡贝法国占领，海德格尔接受控告和审查。最后海德格尔虽然未被严重惩罚，但是精神上受到挫伤。所以他的家人认为只要有一个丑闻就够了。另外一个原因是，海德格尔是一位特别重视语言的哲学家，他对古希腊词的解释是非常仔细的。他往往从词根出发进行严密地分析，最后发表独特的看法。海德格尔是不懂中文的，如果说他搞老子思想，那么这似乎与他惯常注重语言、文字的严谨的作风有悖，所以他家人认为这是不光彩的事情。 
    在海德格尔与老子思想的关系问题上存在两种完全对立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老子对海德格尔非常关键，另一种认为老子对海德格尔毫无关系。我的立场是在这两个极端之间。Puggeler是支持我的，他给我写过十封信，我希望这些信能得到发表。我在这个问题上采取历史的观点，做到尽量客观。我谈论的角度是从“存在”而不是从“道”出发。海德格尔是一位存在主义哲学家，他赞成老子是在一定程度上的，也就是说他是有限度地接受老子思想的。 
    海德格尔为什么觉得老子思想对他有用？这是因为老子在某些方面和他的思想是相通的。海德格尔关心的问题是如何克服形而上学，这一点和老子是类似的，当然在中国哲学里没有西方这种“形而上学”的概念。老子主要是要克服人道主义，这种人道主义以儒家为代表，突出人的地位和作用，天在人道主义里是被遮蔽的。海德格尔攻击以形而上学为基础的人道主义，海德格尔和老子就是在这一点上发生共鸣的。 
    为什么海德格尔要克服形而上学？或者说，为什么形而上学应该被克服？从亚里斯多德以来，形而上学一直是西方哲学的中心，它深植于西方哲学中，海德格尔能够将它克服吗？在海德格尔之前的尼采也曾想过要克服形而上学，也就是要克服哲学传统中的理性方法。海德格尔在写他的《存在与时间》时，认为克尔凯郭尔更重要，但后来他认为尼采更重要，他因此出了《尼采》十卷本。尼采的中心思想是权力意志。海德格尔要克服形而上学，尼采要克服理性传统，但海德格尔又要克服尼采，这样就越来越彻底。 
    在海德格尔看来，形而上学是主体性的形而上学，人的主体在中心。海德格尔认为这种看法是错误的，他认为：人并不重要，存在才是中心。人类中心论是和传统西方形而上学联系在一起的。海德格尔认为人应该退开一步来思考存在本身。这就是海德格尔所谓克服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含义。 
    海德格尔如何知道人成了中心？在西方哲学史上，由于主体（人）成为中心，所以存在被推开，人像皇帝那样坐着。海德格尔在古希腊哲学中看到，一开始并不是以人为中心的，而是以存在为中心的。我们这个时代却已经被人工构造现实所刻画，由人的主体性来构造现实，这就涉及遗忘存在的历史。“存在”在海德格尔心中是什么意思？是上帝吗？不是。在海德格尔看来，上帝也只是一个“存在者”（在德文中叫entity），“存在”和“存在者”是不一样的，二者不能混淆，“存在”本身不是一个“存在者”。古希腊哲学家关心“存在”本身，而到了我们这个时代实际上是一个世界图象时代了。人们把握的世界只是复本，而复本和原本是不一样的，复本是可以不断被复制的。从文艺复兴到工业革命再到后来，每隔一段时间，世界图象就会更新一次。在西方，每一个阶段都会产生新的对世界的看法。1992年我在日本参加一个会议，有人认为：新的世纪马上就要到了，我们需要一个新的世界图象。 
    人如何制造世界图象？在英文里叫：artificially construct，在德文里叫：vorstellen，中文意思就是“人为构成”。“人为构成”是一种主体性知觉，这是以人为中心的观点，就像一个老师坐在那里，他让学生走到他面前，他向学生提问，如果对答案不满意的话，他就让学生先站一边去。Vorstellen的意思就是把什么东西放到我面前来，但我是不动的，其他东西可以任由我来安排。世界图象就像照相，整个世界是按我的口味来构造和描画的。 
    如果我们尊重事物本身和存在，那么我们应该把自己当作仆人，而不是主人。在《老子》中经常出现“伪”这个字，比如他说“智慧出，有大伪”。这句话的意思是人越追求智慧，人为的东西就越多。海德格尔从《老子》中得到的启示是：一、要把存在本身和人为构造区分开来；二、为了克服以人为中心就需要避免人为努力。要克服人为努力，又需要另外一种人为。 
    存在者并不仅仅因为人看到它以一种表象存在而成为它本身。比如说，一棵树在你看到它时它才是树，还是它在你看到它之前就是一棵树？在森林中遇到老虎，如果是我们先看见它，那么我们可以躲避；如果是我们先被老虎看见，那么我们就会be lost。海德格尔认为不是我们先看事物而是事物先看我们。有人也许会提出疑问：这怎么可能呢？事物又没有长眼睛。下面我就来解释这个问题。 
    我从两个方面来说明事物怎么看我们。如果我们仅仅造一个图象，那么我们就失去了原本的东西。比如老虎的图象不危险，但是老虎本身是危险的。图象中的老虎已经被驯化，所以它不再危险了。人希望自然被驯服，但自然也是有危险性的，很多野兽像野马都是有危险的。整个人类史就是把自然驯服、为我所用的历史。狗在主人进门时都会摇尾巴，那时它已经被驯服的缘故。闪电在以前何等可怕，它是会害人性命的，但是富兰克林把闪电“驯服”了，使它为人类所用，我们现在可以用电，可以用它来烧饭等等。海德格尔和古希腊哲学家认为要驯服野性自然只有很小的一部分，自然科学就是用来驯服自然的，但实际上它只接触到自然中很小的一部分。 
    歌德在二十岁时感到很骄傲，因为他的诗写得很好。康德给歌德写信说：“你才二十岁，不应该这么老气横秋，你就像一位牧场诗人。”什么是“牧场诗人”呢？一个诗人坐在牧场上，周围的一切都是和平、安静的，诗人沉浸在这种环境中做出美好的诗。然而真正的世界并不会如此和平、安静，真正的世界是疾风暴雨式的世界，是带危险性的。人类总喜欢把狮子催眠，使它无害，这实际上也是一种把世界图象化的做法。 
    海德格尔要重新唤起人们英雄斗争的气质，这就要求不是把自然当成图象，还要和自然荒野、危险的一面打交道。在海德格尔看来，古希腊哲学家也在朝这个方向努力。《老子》中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你们能看出这句话与海德格尔指出的古希腊思想的联系吗？这句话的意思是在批评儒家思想，因为在儒家看来，天地是被驯服的，它总是风调雨顺的、为我所用的。老子认为天地并不是这样的，天地有危险性的一面。因此老子的意思和“世界并不只是图象”的思想是一致的。 
    梅洛庞蒂、塞尚这些人和海德格尔的思想也是相通的，那就是要把平常对待世界的看法颠倒过来，让事物来看我们。这就像昆虫的复眼。塞尚说过：好的画家不是从外面而是从里面看世界。老子和庄子也是用和平常相反的方法看世界的。我们不应该只是用科学的方法看世界，哲学应该使人真正向自然开放，使自然以它自有的形态向我们说话。 
    海德格尔从老子那里学到的最重要的一点是：如何克服主体形而上学。海德格尔认为主体性是与现代科技联系在一起的。现代科技在海德格尔看来是一种机器，是以更多、更强的力量来控制自然。这个过程是无穷无尽的。尼采的权力意志是用一种更强的东西克服形而上学，用更强的力量超出它。尼采的这种做法势必造成恶性循环：你用更强的来克服强的，那么实际上你和强的已经没什么两样了。海德格尔认为尼采和传统形而上学有同样的问题，所以尼采克服形而上学是不成功的。老子教了海德格尔一种克服的办法：以弱胜强，即不是通过更强的来克服强的，而是通过弱的来克服强的。水“至柔至弱“，但是”攻坚强者莫善于水”。老子认为：雌性、否定性、被动的东西能克服雄的、肯定性的、主动的东西。这个思想迷住了海德格尔，他用一个词来概括这种方法：Verbindung der Metaphysik，就是用下面的来克服上面的。“柔道”这个“柔”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弱，而是用你的力量来摔倒你。把进攻的、线性的力量转移方向使它对准进攻者自己，以此达到克服的目的。 
    现代科技似乎是最强、最广的真理，像机器、电脑，科技在表明它的力量。可是不被表现的就不是真理了吗？海德格尔并不认为现代科技本身是坏的、邪恶的。他认为错误不在科技本身，而在于人们对科技的看法。如果人们认为真理必须通过科技来体现，那就远离了真理。科技只是有用，但它本身并不是真理。真理要到诗画、艺术中去寻找。只有这样，人们才能与世界摆脱控制和被控制的关系，而建立起一种全面的关系。 
    但是科技不是一下子就能被抛弃的，因为它还是有用的。最合理的对待科技的方式应该是：任其所为，或者称之为“放下”。如果你想让科技没完没了地控制世界，那么实际上你已经被科技所控制。这时候，不是你在用科技，而是科技在用你。举个例子来说，要是你买了一辆车，那么你的生活方式就被车子控制了，油价一涨你就会头疼。 
    我们的结论是：我们应该向世界、向现实开放，更加地开放。无论是海德格尔对老子的理解还是我们对海德格尔对老子的理解，都涉及东西方思想的关系。你们作为二十一世纪的学生，东西方两边都应该学。如果拿西方哲学当主科，就要把中国哲学当副科；如果拿中国哲学当主科，就要把西方哲学当副科。 
    海德格尔亲属出于保护海德格尔的目的，说海德格尔对老子不感兴趣、海德格尔和老子思想没有关系都只是谎言。海德格尔对老子思想有强烈的兴趣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只是海德格尔比较害羞，他不懂中文，所以他写的关于老子的手稿在他临死前都销毁了。他觉得这是他的弱点，是他学术上不够严格的地方。我们不在乎这些，我们所关心的是东西方思想之间的联系。总之，海德格尔的立场和老子的立场是非常相近的。
    最后，我要祝福你们：无论研究什么，我都希望你们取得成功。
    
    注：曹教授的讲座是用英语讲的，所以为确保文章的精确性，这里提供一段曹教授论文的原文：
    Our own age is marked by ubiquity of artificially constructed reality which bears the stamps of being arranged according to man’s“subjective perception”.Heidegger named such an artificially reality “World Picture”.In an unexpectedly close fellow traveler of Merleau-Ponty , and a prime witness of the logic of reversibility in which the subjectivity , the tamer ,had to become the tamed . 
    In a lecture dating back to 1938,but was published in 1950 under the title “The Age of Picture”.Heidegger reminds us that a very different relationship to reality was the order of the day for the Greeks during the early stages of their world experience .Of this Greek view ,he gave the following ,at first somewhat puzzling description ：“A entity dose not become an entity just because man looks at it in the sense of representation , as a kind of subjective perception . Rather, man is himself being looked at by the entity ;he is called upon by the self-disclosing entity so as to tarry with ,and respond to , the entity”. If it sounds like a fairy tale ,then it is so only to the extent that man must have recourse to a poetic language in order to respond to the truth of entity which disclosed itself “contradictorily” .With this visual metaphor is used in a fundamental way also by Merleau-Ponty in his essay ,where he echo Cezanne’s paradigm that the painter’s eye is not just over against things facing them ,but is rather right in the things .Christoph Jamme address this highly provocative thesis which is philosophy with its ingrained representational thinking has reached the very limits of what it can say ,and hence a “partnership of art ,”specially of painting ,is called for in its further search for truth .Phenomenology finds a new ground opening up before itself---a brute nature prior to domestication . 
    Heidegger’s expression that an entity is looking at us , means thus picture reverted to a living reality .World is no longer reduced to a static picture to be merely looked at ,but it is restored to the fullness of its life,---such is none other than Husserl’s Life-World .For Merleau-Ponty ,this world is one accessible not through thinking ,but through perception . 
    The other word used by Heidegger ,“contradiction ,”implies ,to extrapolate Heidegger’s sense of two-way “correspondence ” between “Thought” and “Being”discussed in Letter on Humanism ,actually the overwhelming primacy of Being over Thought .For it is Being that compels (man’s) Thought to think of Being .Even his forgetfulness to think of Being is not a fortuitous accident ,but an event meted out to him by Being . And while man thinks of Being , he is tossed around mercilessly by the brute force Being . 
    If all the sciences and arts of ancient Greece were not fostered and kept up continuously by so many nations of Europe throughout the ages ,we would not have become beneficiaries of human achievements that transcend national boundaries .To regard China just as another nation to be left to her own makeshift is an attitude unbefitting a member of the community of nations in Asia .It is not just a matter of repaying the past debt .It has to do with preserving and upgrading the living spirit of humanity of which we partake .There is much yet to be repaired ,much to be researched ,and still much more to be refined about old China’s legacy.
   

杨涛

一、问题的实质

民主化问题上的渐进激进之争是相当糊涂的，糊涂到对渐进、激进两个概念的理解都没有达成一致。渐进，意味着循序渐进，逐渐、缓慢地前进，强调中间环节；激进，指采取激烈的方式来实现进步，有一步到位、忽略中间过程的意思。从字面理解，这个区分着重于路径的选择，着重于过程中的轻重缓急。但真是这样吗？

如果和日常生活中的一些情形，比如从某处赶到某处来对比，渐进还是激进，不外乎从目的和可行性两个方面来考察：先看我们的目的要求渐进还是激进，如果要求激进，再看其可行性。但在日常生活的情形中，还有一个方面并未在我们的考虑中，但它却非常重要。我们不考虑是因为它显而易见，是产生渐进激进问题的前提，无需我们考虑。然而在民主化问题上，这个前提却并不明确，造成讨论者在理解“渐进”、“激进”的概念时出现偏差。

日常生活中考虑渐进还是激进时，我们一般是针对一个人，或针对有共同目标的一些人，也就是说，前进者是谁是明确的。这个前进者首先有明确的目标，其目标和我们是一致的；然后前进者有前进的能力。概括地说，渐进或激进的主体具有前进的动力和能力，这是渐进激进问题的前提。

在民主化问题上，仔细地分析可以看出，这个前提并不明确。对于我们来说，民主化的目标是清楚的，目标是民主社会，也就是说前进的主体是社会。但是我们把社会当作一个主体来理解却存在问题，其一，社会有目的吗？其二，社会有演进的动力吗？这两个问题与如何看待社会的本质有关。我们考察两种极端化的社会观，其一是把社会理解为人的集合，其二把社会看着一个系统，一个基于关系的有机体。在第一种认识中，社会的目的和动力即指组成社会的个人目的和能力的统计平均，这种认识显然要把民主化建基于民主意识的普及、个人政治权利意识的觉醒，这种认识导致民主素质论。但它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并无一个社会的民主化是通过全民性的民主运动实现的，民主化过程总有其社会的和经济的根源。第二种认识中，社会被看着一个有机生命体，有着自身的运动变化规律，这种规律使得社会的演进前景成为可以预测的，从而使社会运动表现出某种目的性。但是，它同时又带来困难，我们自己作为社会的组成部分，并不能左右社会的演变方向，决定社会演变的只是其整体的规律，那么我们探讨渐进激进问题就只具有了认识意义，讨论渐进还是激进，并不如我们预先想象的那样具有策略意义。

那么我们还能如何理解渐进和激进呢？把社会理解为一个有自身演进规律的有机体，这个有机体由所有追逐自身利益的个体组成，我们自己亦为其组成部分。虽然社会的演化方向并不由任何一个部分所左右，但我们的任何行动必然对社会的演化产生影响。在这个意义上，当我们的追求与社会自身的演化方向一致时，我们的行动将对这个演化过程，也就是达到我们的目的的过程产生影响。于是渐进还是激进，对于讨论者具有了策略意义。

讨论者的目的与社会的演化方向是否一致，并无一个判定标准，任何讨论都预先设定自己的目的符合社会演化方向，所以它不构成一个前提。但是不同讨论者的目标是否一致，却是需要首先考虑的问题。如果持渐进主张和持激进主张的人目的并不一致，他们之间的讨论显然不会有结果。另外如上分析，作为策略的渐进和激进之争，只能基于具体的行动主体，讨论者不仅要考察自己所立足的行动主体的目的与自己是否一致，还需要考察行动主体的行为能力。其实在这个问题上目的本身对渐进还是激进并无什么影响，渐进还是激进主要是由行动主体的行为能力决定的，所以所谓渐进激进问题，实质是讨论选择什么样的行动主体，以及行动主体的行为能力。

二、行动主体

我们假设讨论者已经就目标达成一致，这个目标是民主社会和宪政民主制度，那么我们来讨论第一个问题：行动主体是谁。

如果不同的行动主体具有相同的目标，不同行动主体之间又有沟通和联系，那么他们必然会结合起来，形成更大、更强的行动主体，以提高行动能力。如此，讨论者所主张的行动主体也将趋向一致，在这个问题上达成共识。但是我们看到，不同的行动主体并没有就民主化问题联合起来，持渐进主张和激进主张的人并不能就这个问题达成一致，那只能说明，不同讨论者主张的行动主体的目的并不一致，也就是说，总有一方并不以建立宪政民主制度为目的。

显然这一方指执政集团。大多数渐进论者把民主化寄托于政府的自我改革，他们却忽略其主张中的一个明显问题-——政府改革的动力由何而来？有人认为为维持统治而作出的理性决策就是改革的动力，并认为它是二十多年改革的动力。这种理由太过勉强，其一，民主化的结果是统治者失去绝对权力，成为多元政治力量中的一支，这与其利益相背；其二，组织的理性并不同于人的理性，执政集团的理性选择如何实现需要分析；其三，二十多年来的改革源于绝对权力所造成的巨大伤害，受到伤害的并不仅仅是社会，而且包括执政集团本身，改革势在必行；其四，任何为维持统治而进行的政治改革都源于社会的政治变革要求，只有在形成社会自发的政治力量时社会的政治变革要求才可能体现出来，因经济危机而产生社会动乱的可能只会引发执政集团的经济改革，所以渐进论者必须分析执政集团与社会之间的政治互动，以及执政集团所受到的压力和妥协的可能性。

激进论者认为民主化的动力只存在于与执政集团对立的社会，认为社会是民主化的行动主体，这种主张也存在问题。首先，一个人产生民主化的政治变革诉求依赖他对民主政治以及政治运作的认识，而关于政治、民主政治的知识不可能普及，也不可能等待这种知识普及后再实现民主化，所以具有民主化诉求的人只可能是社会中的少数人(无视这个事实，而总想去“唤醒”大多数人是民主主义者的通病)；其次，人首先是理性的，人的行为选择主要依据是与其利益的相关性，然而因为社会利益的多元化，专制政治并非侵犯所有人的利益，民主化也不可能有利于所有人的利益，而在目前的严酷政治环境下，参与民主活动则直接影响到参与者的切身利益，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具有政治变革的诉求，并成为变革动力之组成的人只可能是部分人；其三，作为社会变革之行动主体，首先应该表现出社会影响力，社会影响力来自基于内部规划的一致行动，也就是说，它应该通过沟通和某种形式的组织化而表现为一个整体，但我们难以看到激进论者关于社会如何在现实条件下体现为社会力量的论述。

基于这三个方面的原因，激进论者的主张并不成立。从这里的分析也可以看出，组成民主化行动主体的人只可能是这个社会中的一部分人，他们因为两个原因区分出来，其一因为知识和由此而生的情感，其二因为在现实利益格局下的不利地位而产生变革的诉求。这两个原因，特别是第一个原因，使得这种区分并不完全与职业、阶级、政治权力等区分标准重合，主张民主化的人分散于社会甚至执政集团中，执政集团和社会之间的对立在一定程度上被消解。这两个原因也使得民主化的行动主体内部出现一种结构，因为经济利益而具有变革诉求的人，诉求大多停留于变革本身，一般不表现出明确的方向，这样一种变革动力可以为任何主张变革的政治派别利用；而民主化的变革方向一般由另一部分人掌握和决定，这部分人主要是知识分子。

三、行动主体的组织形式

以上分析只解决了行动主体的组成问题，一个社会群体成为追求某一目的的行动主体，必须能够体现出统一的社会影响力，那么民主化的行动主体如何作为一个整体体现出来呢？因为这个群体内部由两类群体组成，因此首先应该解决组成这个整体的两类人的关系问题。受哈耶克影响的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极端反感这种统一于某一目的之下的社会组织，从这个角度看也应该首先解决这个问题。

任何一种针对社会变革方向的诉求，都必然落脚于具体规划，并建立于其社会影响力的基础上。中国的自由主义者的问题是对这种社会性行动不加分析区分，过于强调了它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并因此否定了这种行动本身，从而使自己对制度变革的诉求变得空洞，失去现实意义。由一具体政治目的而产生的社会行动可能导致组织目标异化，最后产生极权灾难，这是事实，但这个结果有其现实条件。站在现在的角度，形成这种后果至少依赖如下条件：1、意识形态以集体主义为主要特征；2、社会矛盾激化，走向军事对抗。在这两个条件下，产生极权灾难的社会行动在组织结构上体现为以强制权力为联系纽带，成员的加入不是出于自愿，而是基于欺骗、暴力和信息控制。

由此可见，主张建立通过强制命令联结、具有强大社会影响力的组织，以暴力革命打破现有社会秩序是这种组织的基本特征。但是，任何社会组织的产生都依赖社会成员或某种势力的支持，虽然暴力组织可以依靠暴力来发展，但它的产生仍然要靠社会成员的支持。目前的社会条件下，暴力组织可能产生吗？

中国已经进入市场经济社会。纵观人类社会，我们难以看到市场经济条件下产生暴力组织的例子，为什么会这样？市场经济也是工业经济，其基本特征是高度的社会分工和专业化，以及极为精密的合作体系。在这种社会结构中，市场体系的稳定运行变得极为重要，任何人都无法把自己的生存条件控制于自己手中，任何人的生存都依赖别人，也就是依赖这个合作体系。因此在市场经济社会中，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极为重要，这种重要性完全可以为绝大多数社会成员所预期，所以严重破坏社会经济秩序的暴力主张已经不可能被社会成员支持。

另一方面，专制的市场经济社会不同于传统专制社会和计划经济社会之处还体现在，政权组织与社会之间也存在更加紧密的依赖关系。维持专制的动力在于执政集团因为不受制约的权力所获得的好处，传统专制社会中，专制集团对于社会经济状况的依赖程度低，现代社会中，专制集团获得这种好处的前提是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转。然而市场经济要求更为苛刻的外部环境，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影响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转，市场经济要求执政集团控制权力的滥用。于是，专制集团内部固有的整体利益和个体利益的矛盾、长期利益和短期利益的矛盾将被放大，在专制权力核心和其权力代理阶层之间必然产生更加严重的分歧。当市场经济的正常运作出现问题，或者社会利益群体的反抗影响正常的社会秩序，专制集团不再以统一的行动主体面对反抗。也就是说，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专制政权变得弱不经风。基于利益的社会反抗并不需要以暴力组织的面目出现，暴力组织反而使得专制集团统一起来而变得强大。

因此市场经济使得暴力革命主张成为无源之水，个人理性的张扬使得任何极端的主张不再具有现实意义，反抗组织不再可能出现组织目标异化而导致极权灾难。那么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变革诉求如何以一个整体体现呢？

如上分析，变革的动力来自两个方面，其一因为对于民主制度的认识而产生，其二因为在社会利益格局中的不利地位而产生，两个方面的动力使变革的行动主体内部区分为两类群体。在现实社会中，在利益格局中处于不利地位的群体，其经济上的弱势来源于其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弱势地位，如此，他们很难实现沟通，体现为一种社会势力，他们的诉求其实很难单独体现出来。一个缺乏沟通和组织化的群体，如果他们的诉求越来越强烈，这种意愿就可能通过特殊的渠道体现出来，这种体现是一种无序的爆发，由大量无规则的个人行为组成，它对于社会来说是一种灾难，这些人也被称着暴民。

但是，如果在他们内部存在联络渠道，有着充分的沟通，他们的利益以整体诉求的形式体现出来的情况下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呢？我想至少可以作如下预期。

1、因为个人理性的作用，当存在更有利的诉求渠道时，应该不会有多少人选择高风险的打砸抢行为。暴民来自无组织，而非称着“国民性格”的个人性格因素，事前的沟通和组织化可以消灭暴民和无序动乱。

2、如果能通过沟通和一定程度的组织化，各种弱势群体(工人、农民、消费者、学生、个体从业者、失业者、生态难民等等)体现出社会力量来，将有利于提高他们在经济和政治博弈中的地位，改善他们的弱势地位，并对黑势力、官商结合的利益集团起到一定程度的遏制作用。特别是对于一些贫困群体，这一途径更具有无可替代的人道意义。

3、社会中自发的势力形成针对执政集团和专制制度的极大压力，这个压力并非一种直接的政治诉求，而是通过争取权益，影响市场经济的运行来体现的。作为一个利益共同体(市场经济)内相互依赖的对立双方，坦克等激烈手段已经不现实。只有这种基于利益共同体，完全不同于传统社会中直接针对财富的激烈对抗的博弈，才具有双方妥协的基础，才是宪政和民主化的源头。这种博弈一旦以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宪政也就降临这一片古老国土。

通过这个对比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国家的未来、民主化的前景其实在于被忽略的、有着强大变革动力的弱势群体。一个社会中掌握知识的精英阶层毕竟只是极少数，而这个阶层往往处于利益格局的上层，仅仅依靠他们并不现实。同时精英化的诉求也是一种直接的政治诉求，它带来的是激烈的政治对抗。而在力量相差悬殊的情况下，会是什么样的结果非常清楚。

但是以上分析也说明弱势群体成为一种积极力量的条件：必须通过沟通，使他们产生整体的利益诉求，并能够体现出共同行动来。在现实环境下他们并不具有这个能力，那么如何使他们产生这个能力就成为关健因素。

这就是上述两个群体统一为一种力量的意义所在，由此可以看到两种群体应该具有什么样的关系。信息沟通正是知识分子所长，形式上来看，传媒、传统民间联络渠道、internet都为知识分子所掌握；内容上来看，理论、舆论、人际互动都是沟通的必要方式。只要在知识分子和弱势群体之间产生广泛的接触和联系，被固定于生产线或土地的、原子化生存的弱势群体就可能产生共同的利益诉求和诉求对象，两个群体就会逐渐产生共识而统一起来，并体现出力量。

与暴力组织等具有完整形式的组织不一样的是，这种群体是松散的、并不具有固定的形式。它有两个基础：自愿和共识。无论群体的形成还是共同行动的产生，都基于成员的自愿；而保证群体存在和共同行动的是共识。共识的形成依赖理论认识和沟通。理论认识使得群体内形成一种层次结构，划分出理论层、舆论层、行动层等，而联结各个层次的并不是命令，只是沟通。广义的组织并不只指规范的形式和固定的联络纽带，基于共识的共同行动也是自发组织的一种表现，也能体现为社会力量。一种社会运动，主要是基于沟通的自发行动组成，而非体现为完整的组织形式。因此，关键只在一点：有意识的、一切形式的沟通。

但这种构想中还存在一个问题。体现为整体的社会力量，首先依赖成员具有共同的诉求。民主化行动主体由两种群体组成：知识分子和弱势群体，那么它们之间有共同的诉求吗？现实情形很清楚，不存在这样的利益共同体。但我认为，这与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整体上的认识错误有关，与他们对民主化过程的模糊认识有关。如上所述，民主化主要应该是社会自发演变的结果，而这个结果是我们基于世界各国社会演变的一个预测。既然民主化不是任何群体和个人行动的直接结果，那么我们只能在影响社会自发演变过程的意义上来讨论行动策略。新制度经济学派认为制度是博弈的规则，那么宪政就是政治博弈的规则，先有政治博弈，而后通过协商达成协议，是宪政产生的途径。根据这个认识，当前中国的民主化策略着重在于产生多元政治势力。民主化需要新的政治势力，弱势群体为改变他们的弱势地位也需要形成社会力量，如此，知识分子策略意义上的诉求就和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有了统一的基础。

知识分子追求自由，弱势群体需要权利，表面上看存在差距，但这个差距是人为的，是理解所致。自由可以看着个人的行为选择权，然而针对行为选择的意识只有在行为受到限制时才会产生，脱离了现实条件对行为的限制，对行为选择权---也就是自由的意识只能是观念的，精英式的。所以对于任何人来说，有现实意义的只有权利，弱势群体需要权利，知识分子所追求的自由体现到具体的行动，也只是权利而已。对自由的向往可以看着我们对未来生存状态的期望，而导向这个未来的却是实实在在的对权利的争取。因此知识分子和弱势群体并不是不相干的两类人，或仅仅基于知识分子的人道精神而关联，既然针对共同的诉求对象，既然有一种前景可以作为我们共同的目标，为什么不能在策略意义上形成一个共同体？

四、渐进还是激进

现在我们再回到文首的问题上来，这样一种策略和路径，它是渐进的还是激进的？如上分析，如果主张渐进，把希望寄托于执政集团，就应该讨论执政集团与社会之间的政治互动，以及执政集团妥协的可能性；如果主张激进，就应该讨论社会如何在现实条件下体现为社会力量。其实按本文论述，我们已经无法把民主化完全寄托于哪一方，民主化产生于一种政治博弈格局，在这种博弈格局中各方不断根据对方的行动调整策略，当各方都选择妥协策略时，宪政就产生了。以上我们分析了各方妥协的基础——高度合作、相互依赖的市场经济，可是我们还没有进入这个博弈格局，之所以没有博弈，只因为可以参与博弈的那一方没有力量。基于这个现实，本文提出了一个启动民主化进程的思路，而这个启动者，正是我们习惯于当作民主化的主体的那些人---追求民主自由的知识分子。

社会的演进有自身的规律，这种规律在这个国家已经重复数十次。如果权力不能得到有效制约，它必然导致贫富分化加剧，导致政权的合法性丧失。合法性丧失最终以什么形式体现决定于社会的组织水平，在农耕文化下，社会只是专制政权的被动承受者，在专制政权的高度控制中，矛盾最后只能以无组织的动乱表现或被野心家利用而走向军事对抗。虽然市场经济中军事对抗的可能很小，但缺乏利益整合和自发组织化的社会却必然体现为无组织的动乱而形成灾难。高度协作的经济体系中任何宏观经济面的变化都必然影响大批的社会成员，这个贫富分化极为严重的社会已经如一张绷紧的弓，大量徘徊在生存线上的工人农民在努力工作，然而他们却不能决定自己的命运，金融危机、世界工厂地位的丧失、政策失误等等都可能把他们逼入绝境，把他们逼为暴民。

现实犹如三方赛跑，一方是政府的改革，一方是危机渐进，还有一方就是通过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精英阶层来整合原子化的群体的利益，把利益群体之间的博弈提升到政治层面来，通过互动缓解压力，推动政治变革。这个威信尽失的政府逐渐失去对局势的控制，没有行动能力的主体也无法作出妥协的决策，而民间力量的增长正好可以帮助中央政府恢复控制能力，从而产生良性博弈均衡。避免崩溃的唯一指望只能在于民间知识分子的努力，然而我们的知识分子还在大谈自由，大谈学理，丝毫没有意识到他们正在远离知识的本来意义---服务于实践，也没有意识到这个社会的危机。

按前文定义的“渐进”或“激进”已经没有了意义。如果仅仅从变革过程中变化的激烈程度来定义，最“激进”的应该是社会动乱的情形。社会动乱来自两种原因，一是组织化的武装革命，二是无组织的个体打砸抢行为。第一种主张不可能在现实条件下得到支持而成为现实，可能的动乱来自无组织行动。然而本文策略正着意于避免无序社会动乱，实现平稳过渡，按这个意义来说，这是一种渐进的主张。

   著名的“窑洞对”从提出到现在，已经整整60年了。
    
    1945年7月初，毛泽东问黄炎培，来延安访问有什么感想。黄炎培说，他六十多年耳闻目睹，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他希望中共找出一条新路，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黄炎培点头称是：“把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60年过去了，中华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毛泽东当年许诺的民主新路，却至今没有踪影。毛泽东在“窑洞对”里谈到的民主，虽然只有两条，“人民监督政府”，“人人起来负责”，还是点到了民主的本质：人民的参政权和监督权。可是，毛泽东说的是“让人民来监督政府”，一个“让”字，便使民主这个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畸变。谁来让人民监督政府？当然是共产党和他领导下的政府。这就是说，党和政府让你来监督，你才可以监督；党和政府不让你监督，你就不能监督。杜绝专制制度、限制政府权力的民主，竟然变成了受专制政府支配、为专制制度服务，这算什么民主！？
    
    这种大错其位的民主观念，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为民作主”、“以人为本”。它同近现代的民主观念，有着本质的差别。这种本质性的区别就在于，前者是为巩固专制制度服务的，后者则是摧毁专制制度并防止它复辟的锐利武器。“为民作主”、“以人为本”的主体，存在于人民之外，人民之上，是帝王将相。古代的政治家有鉴于兴勃亡忽的教训，认识到民犹水也，君犹舟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所以告诫处于统治地位的君臣，要“以人为本”，“为民作主”，才能完善、巩固专制主义的统治制度。民主的主体却是人民自身，是人民自己当家作主。他们选举代表、官吏，建立政府。国家机构按照人民的意愿建立，并服务于人民；它的运行必须符合于人民的利益。因此，政权机构的权力制衡、监督机制，就成为民主制度的题中应有之义。所以，建立民主制度可以从根本上铲除专制制度，并杜绝专制制度复辟的可能性。
    
    近一两年来，有的学者反对民主，提倡仁政。应当指出，“仁政”是对“以人为本”的呼求的理论回应。仁政的提出者呼吁“为政者要有一点恻隐之心”，“要给老百姓一条活路”，赤裸裸地表露出为专制制度献策的用心。因此，他们反对专制制度的天敌——民主，也就必不可免了。他们对民主的责难有二：一是把民主归结为“西方民主”，认为西方民主不适合于中国；二是把民主局限为选举制，认为中国没有条件实行普选。这两条理由都是站不住脚的。不错，民主观念首先是西方学者提出来的，而且首先实践于西方。但这并不意味着民主只适宜于西方，就像市场经济首先出现于西方、西装首先是西方人的穿着，并不意味着中国就不能实行市场经济、中国人就不能穿西装一样。民主观念首先出现于西方，只是因为近代文明之光首先照亮了西方，而近代文明却是全球的国家、民族都必须经历的洗礼。所以，它既是西方文化的硕果，也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结晶。民主作为近现代文明的标志性的意识形态，它的意义和作用不仅影响西方国家，而且具有普世价值。只要中国还存在着制度上观念上的专制主义和奴隶主义，就需要以政治民主来克服这些封建上层建筑；只要我们决心迈向现代化、全球化，就必须推行民主制度，才能溶入国际合作的世界格局。 
    至于把民主局限于选举制度，则来源于把民主解释成为多数人统治的某种西方观念。固然，选举是民主制度的一个重要内涵，但民主并不限于选举。民主既然意味着人民当家作主，人民就不仅有权选举自己的代表和政府官员，而且有权把政府机构置于自己的监督和制约之下，随时纠正违背人民利益的政府行为。所以，民主权利绝不是一个选举制就可以概括的。把民主归结为“西方民主”，归结为选举制，实际上不过是为巩固专制制度服务的一个障眼法罢了。
    
    民主虽然是具有普世性、普适性的价值观念，但它在实践中却不能不表现为有产者的民主。马克思曾指出，生产者没有生产资料所有权是不能获得自由的，作为自由在政治领域的体现，民主也和人民获得生产资料所有权息息相关。有产是民主权利的物质基础。《共产党宣言》里谈到无产阶级只有夺取政权，才能“争得民主”。因为在马克思的那个时代，无产阶级只有夺取政权，才有可能获得生产资料所有权，成为有产者。而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表明，随着社会生产的迅猛发展，社会财富的迅速增长，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劳动者获得生产资料所有权，由无产者转变为有产者。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人民民主权利的范围一百多年来不断扩大，正在向全民民主的方向发展。在我们中国，民主也是同人民的有产化密切联系着的。民主化和有产化的进程相互推动，相互促进。依照这个历史规律，指导思想上就必须以政治民主化来促进人民有产化，同时也要以人民有产化来促进政治民主化。民主需要以人民有产化为保证，人民有产化也需要政治民主化的推动。因此，我们既要提倡以职工持股为核心的产权改革，也要着手以民主化为内容的政治体制改革。中国的民主化进程首先要解决的不是普选制，而是人民群众最为关心的腐败问题，即如何铲除腐败的体制性根源，这就需要解决现有政治体制的制衡与监督问题。政治体制改革的近期目标，应该是建立人民可以监督、制约政府权力的机制，如实现言论自由，人民可以随时对任何一级政府和官员提出批评、举报；推行新闻出版自由，人民有权设立报社、杂志社、出版社，充分发挥舆论监督的功能；广泛建立社会团体，为人民参政议政、监督政府提供渠道；放宽以至废除对知识分子的思想言论的种种钳制（如舆论一律、与中央保持高度的一致等等），树立知识分子关心国家命运的责任感；如此等等。只有实现这些改革目标，才能纠正对民主的认识的错位，真正跳出黄炎培所说的周期率，避免“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不幸前景。

18个超级经典的故事
一、去过庙的人都知道，一进庙门，首先是弥陀佛，笑脸迎客，而在他的北面，则是黑口黑脸的韦陀。但相传在很久以前，他们并不在同一个庙里，而是分别掌管不同的庙。
弥乐佛热情快乐，所以来的人非常多，但他什么都不在乎，丢三拉四，没有好好的管理账务，所以依然入不敷出。而韦陀虽然管账是一把好手，但成天阴着个脸，太过严肃，搞得人越来越少，最后香火断绝。
佛祖在查香火的时候发现了这个问题，就将他们俩放在同一个庙里，由弥乐佛负责公关，笑迎八方客，于是香火大旺。而韦陀铁面无私，锱珠必较，则让他负责财务，严格把关。在两人的分工合作中，庙里一派欣欣向荣景象。
其实在用人大师的眼里，没有废人，正如武功高手，不需名贵宝剑，摘花飞叶即可伤人，关键看如何运用。
二、一个人去买鹦鹉，看到一只鹦鹉前标：此鹦鹉会两门语言，售价二百元。另一只鹦鹉前则标道：此鹦鹉会四门语言，售价四百元。
该买哪只呢？两只都毛色光鲜，非常灵活可爱。这人转啊转，拿不定主意。
结果突然发现一只老掉了牙的鹦鹉，毛色暗淡散乱，标价八百元。
这人赶紧将老板叫来：这只鹦鹉是不是会说八门语言？
店主说：不。
这人奇怪了：那为什么又老又丑，又没有能力，会值这个数呢？
店主回答：因为另外两只鹦鹉叫这只鹦鹉老板。
这故事告诉我们，真正的领导人，不一定自己能力有多强，只要懂信任，懂放权，懂珍惜，就能团结比自己更强的力量，从而提升自己的身价。
相反许多能力非常强的人却因为过于完美主义，事必躬亲，什么人都不如自己，最后只能做最好的攻关人员，销售代表，成不了优秀的领导人。
三、A，在合资公司做白领，觉得自己满腔抱负没有得到上级的赏识，经常想：如果有一天能见到老总，有机会展示一下自己的才干就好了！
A的同事B，也有同样的想法，他更进一步，去打听老总上下班的时间，算好他大概会在何时进电梯，他也在这个时候去坐电梯，希望能遇到老总，有机会可以打个招呼。
他们的同事C更进一步。他详细了解老总的奋斗历程，弄清老总毕业的学校，人际风格，关心的问题，精心设计了几句简单却有份量的开场 白，在算好的时间去乘坐电梯，跟老总打过几次招呼后，终于有一天跟老总长谈了一次，不久就争取到了更好的职位。
愚者错失机会，智者善抓机会，成功者创造机会。机会只给准备好的人，这“准备”二字，并非说说而已。
四、一个心理学教授到疯人院参观，了解疯子的生活状态。一天下来，觉得这些人疯疯癫癫，行事出人意料，可算大开眼界。
想不到准备返回时，发现自己的车胎被人下掉了。“一定是哪个疯子干的！”教授这样愤愤地想道，动手拿备胎准备装上。
事情严重了。下车胎的人居然将螺丝也都下掉。没有螺丝有备胎也上不去啊！
教授一筹莫展。在他着急万分的时候，一个疯子蹦蹦跳跳地过来了，嘴里唱着不知名的欢乐歌曲。他发现了困境中的教授，停下来问发生了什么事。
教授懒得理他，但出于礼貌还是告诉了他。
疯子哈哈大笑说：“我有办法！”他从每个轮胎上面下了一个螺丝，这样就拿到三个螺丝将备胎装了上去。
教授惊奇感激之余，大为好奇：“请问你是怎么想到这个办法的？”
疯子嘻嘻哈哈地笑道：“我是疯子，可我不是呆子啊！”
其实，世上有许多的人，由于他们发现了工作中的乐趣，总会表现出与常人不一样的狂热，让人难以理解。许多人在笑话他们是疯子的时候，别人说不定还在笑他呆子呢。
做人呆呆，处事聪明，在中国尤其不失为上佳做人姿态。
五、有一个博士分到一家研究所，成为学历最高的一个人。
有一天他到单位后面的小池塘去钓鱼，正好正副所长在他的一左一右，也在钓鱼。
他只是微微点了点头，这两个本科生，有啥好聊的呢？
不一会儿，正所长放下钓竿，伸伸懒腰，蹭蹭蹭地从水面上如飞地走到对面上厕所。
博士眼睛睁得都快掉下来了。水上飘？不会吧？这可是一个池塘啊。
正所长上完厕所回来的时候，同样也是蹭蹭蹭地从水上飘回来了。
怎么回事？博士生又不好去问，自己是博士生哪！
过一阵，副所长也站起来，走几步，蹭蹭蹭地飘过水面上厕所。这下子博士更是差点昏倒：不会吧，到了一个江湖高手集中的地方？
博士生也内急了。这个池塘两边有围墙，要到对面厕所非得绕十分钟的路，而回单位上又太远，怎么办？
博士生也不愿意去问两位所长，憋了半天后，也起身往水里跨：我就不信本科生能过的水面，我博士生不能过。
只听咚的一声，博士生栽到了水里。
两位所长将他拉了出来，问他为什么要下水，他问：“为什么你们可以走过去呢？”
两所长相视一笑：“这池塘里有两排木桩子，由于这两天下雨涨水正好在水面下。我们都知道这木桩的位置，所以可以踩着桩子过去。你怎么不问一声呢？”
学历代表过去，只有学习力才能代表将来。尊重经验的人，才能少走弯路。一个好的团队，也应该是学习型的团队。
六、A对B说：”我要离开这个公司。我恨这个公司！”
B建议道：“我举双手赞成你报复！破公司一定要给它点颜色看看。不过你现在离开，还不是最好的时机。”
A问：？
B说：“如果你现在走，公司的损失并不大。你应该趁着在公司的机会，拼命去为自己拉一些客户，成为公司独挡一面的人物，然后带着这 些客户突然离开公司，公司才会受到重大损失，非常被动。”
A觉得B说的非常在理。于是努力工作，事遂所愿，半年多的努力工作后，他有了许多的忠实客户。
再见面时B问A：现在是时机了，要跳赶快行动哦！
A淡然笑道：老总跟我长谈过，准备升我做总经理助理，我暂时没有离开的打算了。
其实这也正是B的初衷。一个人的工作，永远只是为自己的简历。只有付出大于得到，让老板真正看到你的能力大于位置，才会给你更多的机会替他创造更多利润。
七、曾经有个小国到中国来，进贡了三个一模一样的金人，金碧辉煌，把皇帝高兴坏了。可是这小国不厚道，同时出一道题目：这三个金人哪个最有价值？
皇帝想了许多的办法，请来珠宝匠检查，称重量，看做工，都是一模一样的。怎么办？使者还等着回去汇报呢。泱泱大国，不会连这个小事都不懂吧？
最后，有一位退位的老大臣说他有办法。
皇帝将使者请到大殿，老臣胸有成足地拿着三根稻草，插入第一个金人的耳朵里，这稻草从另一边耳朵出来了。第二个金人的稻草从嘴巴里直接掉出来，而第三个金人，稻草进去后掉进了肚子，什么响动也没有。老臣说：第三个金人最有价值！使者默默无语，答案正确。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最有价值的人，不一定是最能说的人的人。老天给我们两只耳朵一个嘴巴，本来就是让我们多听少说的。善于倾听，才是成熟的人最基本的素质。
八、有一位表演大师上场前，他的弟子告诉他鞋带松了。大师点头致谢，蹲下来仔细系好。等到弟子转身后，又蹲下来将鞋带解松。
有个旁观者看到了这一切，不解地问：“大师，您为什么又要将鞋带解松呢？”大师回答道：“因为我饰演的是一位劳累的旅者，长途跋涉让他的鞋事松开，可以通过这个细节表现他的劳累憔悴.”
“那你为什么不直接告诉你的弟子呢？”
“他能细心地发现我的鞋带松了，并且热心地告诉我，我一定要保护他这种热情的积极性，及时地给他鼓励，至于为什么要将鞋带解开，将来会有更多的机会教他表演，可以下一次再说啊。”
人一个时间只能做一件事，懂抓重点，才是真正的人才。
九、陈阿土是台湾的农民，从来没有出过远门。攒了半辈子的钱，终于参加一个旅游团出了国。
国外的一切都是非常新鲜的，关键是，陈阿土参加的是豪华团，一个人住一个标准间。这让他新奇不已。
早晨，服务生来敲门送早餐时大声说道：“GOODMORNING SIR！”
陈阿土愣住了。这是什么意思呢？在自己的家乡，一般陌生的人见面都会问：“您贵姓？”
于是陈阿土大声叫道：“我叫陈阿土！”
如此这般，连着三天，都是那个服务生来敲门，每天都大声说：“GOODMORNING SIR！”而陈阿土亦大声回道：“我叫陈阿土！”
但他非常的生气。这个服务生也太笨了，天天问自己叫什么，告诉他又记不住，很烦的。终于他忍不住去问导游，“GOODMORNING SIR！”是什么意思，导游告诉了他，天啊！真是丢脸死了。
陈阿土反复练习“GOODMORNING SIR！”这个词，以便能体面地应对服务生。
又一天的早晨，服务生照常来敲门，门一开陈阿土就大声叫道：“GOODMORNING SIR！”
与此同时，服务生叫的是：“我是陈阿土！”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人与人交往，常常是意志力与意志力的较量。不是你影响他，就是他影响你，而我们要想成功，一定要培养自己的影响力，只有影响力大的人才可以成为最强者。
十、有个富家子弟特别爱吃饺子，每天都要吃。但他又特别刁，只吃馅，两头的皮尖尖就丢到后面的小河里去。
好景不长，在他十六岁那年，一把大火烧了他的全家，父母急怒中相继病逝。这下他身无分文，又不好意思要饭。邻居家大嫂非常好，每餐给他吃一碗面糊糊。他则发奋读书，三年后考取官位回来，一定要感谢邻居大嫂。
大嫂对他讲：不要感谢我。我没有给你什么，都是我收集的当年你丢的饺子皮尖，晒干后装了好凡麻袋，本来是想备不时之需的。正好你有需要，就又还给你了。
大官思考良久，良久……
有一个有名的三八理论：八小时睡觉，八小时工作，这个人人一样。人与人之间的不同，是在于业余时间怎么渡过。时间是最有情，也最无情的东西，每人拥有的都一样，非常公平。但拥有资源的人不一定成功，善用资源的人才会成功。白天图生存，晚上求发展，这是二十一世纪对人才的要求。
十一、有三个人要被关进监狱三年，监狱长给他们三个一人一个要求。
美国人爱抽雪茄，要了三箱雪茄。
法国人最浪漫，要一个美丽的女子相伴。
而犹太人说，他要一部与外界沟通的电话。
三年过后，第一个冲出来的是美国人，嘴里鼻孔里塞满了雪茄，大喊道：“给我火，给我火！”原来他忘了要火了。
接着出来的是法国人。只见他手里抱着一个小孩子，美丽女子手里牵着一个小孩子，肚子里还怀着第三个。
最后出来的是犹太人，他紧紧握住监狱长的手说：“这三年来我每天与外界联系，我的生意不但没有停顿，反而增长了200%，为了表示感谢，我送你一辆劳施莱斯！”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样的选择决定什么样的生活。今天的生活是由三年前我们的选择决定的，而今天我们的抉择将决定我们三年后的生活。我们要选择接触最新的信息，了解最新的趋势，从而更好的创造自己的将来。
十二、两个人在森林里，遇到了一只大老虎。A就赶紧从背后取下一双更轻便的运动鞋换上。B急死了，骂道：“你干嘛呢，再换鞋也跑不过老虎啊！”
A说：“我只要跑得比你快就好了。”
二十一世纪，没有危机感是最大的危机。特别是入关在即，电信，银行，保险，甚至是公务员这些我们以为非常稳定和有保障的企业，也会面临许多的变数。当更多的老虎来临时，我们没有准备好自己的跑鞋？
十三、父子俩住山上，每天都要赶牛车下山卖柴。老父较有经验，坐镇驾车，山路崎岖，弯道特多，儿子眼神较好，总是在要转弯时提醒道：“爹，转弯啦！”
有一次父亲因病没有下山，儿子一人驾车。到了弯道，牛怎么也不肯转弯，儿子用尽各种方法，下车又推又拉，用青草诱之，牛一动不动。
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子百思不得其解。最后只有一个办法了，他左右看看无人，贴近牛的耳朵大声叫道：“爹，转弯啦！”
牛应声而动。
牛用条件反射的方式活着，而人则以习惯生活。一个成功的人晓得如何培养好的习惯来代替坏的习惯，当好的习惯积累多了，自然会有一个好的人生。
十四、五岁的汉克和爸爸妈妈哥哥一起到森林干活，突然间下起雨来，可是他们只带了一块雨披。
爸爸将雨披给了妈妈，妈妈给了哥哥，哥哥又给了汉克。
汉克问道：“为什么爸爸给了妈妈，妈妈给了哥哥，哥哥又给了我呢？”
爸爸回答道：“因为爸爸比妈妈强大，妈妈比哥哥强大，哥哥又比你强大呀。